一部中国美术史，几乎没有女性艺术家的位置，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画家确是一位女性－－帝舜之妹颗手，她甚至被推崇为中国绘画的“创始人”，被史书称为“画祖”，『世木·作篇』、『画史汇要』、『书尘』、『汉书·古今人表』等历史文献中均有关于颗手的记载，然而，为一位女性艺术家所开创的中国绘画，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女性艺术家却处在一种“缺席”状态，即使偶然被提及，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也无足轻重。出于不平，清代一位女史家专修一部『玉台画史』，记载了历代女画家215人，但从其分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即不难看出，她们大多处在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在艺术上也多是重复男性艺术家所创造的程式，缺少自己独立的创造和建树。进入二十世纪，在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中国妇女的历史境遇也作为一个时代的课题被提了出来，随着知识女性的觉醒，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她们开始走出闺阁，在艺术上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一、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不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是在“女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殖民强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出现，中国女性作为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也开始从一种蒙昧状态中觉醒，结束“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历史，从闺房走向社会，参预到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中来，成为新的一代女性。

　　但是，也须看到，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完成的。19世纪末发生的维新变革，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妇女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以通过废除缠足恶俗、解放妇女的身体；通过兴办学堂向妇女传授知识，解放妇女的思想，改变占一半人口的中国妇女“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完全靠男人供养的现状，从而使中国妇女能成为一种自立、自主、自由、与男人完全平等的人。

　　但是，在女权启蒙中被唤醒的中国妇女，由于正处在全民族面临重大危难的时刻，所以始终未能将女性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几乎每次女界的群体行动都是与‘国难’或‘国运’紧密相关，女性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不是为自身的利益和命运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前途而奔走、助威、呐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绝大多数妇女团体实质上都是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或情绪的组织。虽然它们号称为妇女组织，而且也确实是由妇女发起和参加的团体，但起因几乎均系维护和争取民族尊严、强大和完整，根本性地缺乏争取女性群体自身利益的意愿”（刘慧英：『女权启蒙与女性自觉』）。而男性倡导妇女解放，其本意也不尽在女性自身的利益，而在于成为“男界的劲援”，成为协助和扶持男人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只有与男性同甘苦共患难，拯救起这危难中的民族国家，她自身方能享受到一份与男人一样的公民权益。”（同上）

　　当然，这种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妇女解放，毕竟使中国女性从家庭走向了社会，逐步“脱离依赖的性根”，“养成自立的人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女性对反抗男权制度和批判传统观念有了更自觉的意识。她们为争取婚姻自主权、社交自由权、男女同学权、经济独立权和谋求职业权等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历史境遇。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也正是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阔背景下形成的。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20世纪前半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挑战，从而使中国的新文化、新艺术进入一个勃兴时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也呈现出一种异常活跃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女性艺术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投身于社会革命，以变革社会为职志的艺术家，二是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以建树新文化为目标的艺术家，三是以艺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的“闺阁派”艺术家。

　　在第一种类型中，当以何香凝、夏朋为代表。何香凝（1878－1972）的一生，首先是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一生。她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革命家的身份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她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结为夫妻，在孙中山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妇女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但她又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1908年曾东渡日本学习美术，一生中创作过不少优秀作品。1960年曾荣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任主席。作为一个女画家，在艺术上虽然还说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却能一扫旧文人画的柔靡颓风，在作品中寄寓一个革命者的胸怀与壮志。她于1914年画的『狮』，以其仰首安卧的雄姿隐喻了民族的觉醒，希冀着国家的强大，在表现手法上明显吸收了新日本画的写实技法，较之于清末那些陈陈相因的传统文人画，有了更多新时代的气息。

　　另一位革命家兼艺术家是年轻的夏朋（1911－1935），又名姚馥。1929年就读国立杭州艺专后，即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美术团体“杭州一八艺社”，并担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第一届执行委员。她因投身共产党地下工作而三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4岁时死于狱中。夏朋所学专业是雕塑，但为宣传的需要多创作木刻，题材也多取下层劳苦大众生活，造型简洁，用刀粗犷有力，极富表现特征，为当时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代表性风格。

　　此外，不少女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来，但在作品中却选择了与民族国家存亡相关的题材加以表现，如蔡威廉的『秋瑾绍兴就义图』、周丽华的『永别』以及熊氏三姐妹以花鸟借喻的『立国英雄』等。这些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立意，均反映了女性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

　　第二种类型的艺术家多是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她们对传统文化抱持的态度，决定了她们在艺术取向上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程式之中。她们大多卷入西学热潮，到西方的新艺术中去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