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进入了二十世纪。
●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恶而有所改变。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抽象地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毫无意义的概念之争，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的历史如实地看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探索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就会有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和评价。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马上到来。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们不妨对二十世纪走过的路作一点历史的思考。
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进入二十世纪
在我们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候，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和命运作着种种分析和预测。国内绝大多数的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世纪，我们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会不会随着十九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还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下面这一段当时人的话，就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
从争取生存到致力腾飞，在人们所关心问题的强烈反差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年间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变化的深刻程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
看一看二十世纪开始时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再看一看二十世纪终结时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两相比较，自然可以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也是观察历史应该采取的起码的科学态度。
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当历史刚刚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讨论中国怎样才能立足于新的世纪时，说了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一段话，在那些主张“告别革命”的人看来，当然是一种宣传“革命崇拜症”的典型文字。且不管我们对邹容的这段话抱什么样的看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类似这样的呼喊，并不只是孤立地出于邹容之口，而是代表了二十世纪之初一代社会英才的共同心声，同时还在更大范围内震撼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灵魂。只有革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对国家命运作出的明确回答。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要对二十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黑白分明。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赞成、歌颂也好，反对、指责也好，无论如何，革命确确实实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恶而有所改变。至少，二十世纪的前一半，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主要内容。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那末，革命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
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抽象地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毫无意义的概念之争，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不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还是稍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外反动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得不用暴力推翻这样的反动统治，以清除民族振兴的障碍，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的政权，虽然由经济基础决定，但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重大反作用。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便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定要防止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在非难革命的问题上，如果不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是从学理的角度来讨论，则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的。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没有适宜的客观环境，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甚至会凋敝。这一点，同样由一部中国近代史作出了生动的证明。毛泽东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是在革命之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所以，把革命只看作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对经济发展的中断，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的片面性就在于没有把革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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