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大历史对刻下题材适用之处主要在将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因为缺乏近身事例，只能用较辽远的史料对照。
　　民国初年中国实已处在一个类似于魏晋南北朝之局面。公元七世纪以前之＂五胡十六国＂亦无非旧有的体制全部不合时代需要，以至整个崩溃，因着军阀割据引起强邻犯境。这分裂的局面既终，隋唐之际采用＂周礼＂所赋予间架性的设计，创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兴建国都长安，开始科举取士，是谓创造高层机构。人民则经过府兵及均田之安排，已具备着基层之新体制．再因颁布律令格式之四等文书与租庸调＂包扎式＂（ｐａｃｋａｇｅ）之税制，是谓敷设了上下间之连系。
　　我们再看西欧史里也有类是将整个国家社会再造的例子。本书劈头即已提及英法。他们的奋斗也是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社会之体制进入以商业条例作主的社会（马克思派学者称之为放弃封建制度进入资本家时代，这说法易为意识型态把持，而忽略内中技术性的发展），因此与中国现状相较，更多借镜之处。
　　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有了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复辟诸段落，及至光荣革命之後，确定了议会至上之原则，从此国王有职无权，又创设公债，由英伦银行主持，更开始引入政党政治及以後之内阁制，是为革新高层机构。次之，则自内战以来逐渐澄清了副本产业（ｃｏｐｙｈｏｌｄ）所引起之混肴，使土地占有规律化，是为整顿基层组织。又发布人权法案（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更将衡平（ｅｑｕｉｔｙ）之原则引用至普通法庭中去，是谓从新确定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连系。
　　法国大革命亦复有此＂上，下，中＂三层改革之型貌。公众安全委员会成为新组织最高权力，有权宣战，媾和，任免将官，又通过国民会议操纵立法，更指挥特别法庭监视各界群众。此机构最初由丹顿发起，後归罗伯斯卑尔，热天反动之後，其实权由巴拉及西野掌握，经他们交付与拿破仑，是为现代法国高层机构之始。自从国都有巴黎公社之後，各地也在村社之中成立公社。一时法国好像又恢复到中古时代各村镇独立的姿态中去了。而其实通过此程序，这国家的基层也经过一段脱胎换骨的改变。巴黎有各种革命团体及俱乐部，各地也有分社及互相呼应的机构，此类革命性及爱国性的会社，後经研究数在五千以上。他们的各种活动使基层的改组通过无形的协定。加以国家没收贵族僧侣的土地，拍卖予新领主，制造一批新中产阶级，更使基层的组织变质。至于重新敷设上下间之连系，则首由国民会议派督导员至各省巡视，再因管制物价与工资由巴黎制定最高限额在各地执行，因着战时动员，更加强了中央向地方之操纵。而最後有关全民之法制，因颁布拿破仑法典而完成。至此新法国之规模才确实具体化。
　　以上的例子均通过无数之纵横曲折，我们不能过度渲染当中平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工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亦不能虎头蛇尾，则已古今中外皆然．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面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作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我们不可忘记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之领导抗战，并非全部出自一己决心，而实因西安事变时被各人拥戴逼就．不久之前我看到尼克逊在电视上追叙他初见毛泽东的情形。前美国总统尚在恭维毛。他大意说及，你主席写了几本小册子已使中国整个的改观；毛即抗议的说＂我怎麽能改变中国！我不过在北京附近的地方，这边和那里，稍微修改了一点罢了！＂虽然仍带着传统自谦的语气，他所说已表示群众的力量大，个人之力量小。背景上之决定性的因素，不易衡测，局部外间的表现易生错觉。
　　不久之前我去台北，遇到了几十年来没有见到的朋友。他们都以蒋没有在抗战结束日本投降时功成身退为憾。然则这样的想法却又忽略了历史人物蒋介石的性格。正本归源这也还是由于蒋活动于我们所检讨的一段历史的前端，他不能和我们今日一样，对着中国在二十世纪更生再造的经历采取着分割为三段的看法。他以为自己所总揽之局面具备着充分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他的奋斗也可以包括全部革命的过程。他的国家体制既是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构成，他不得不相信任何向他挑战之人物及派系皆具有破坏及捣乱性质。即使中国内部仍待整理，他想不出如何不能动用和平的方式遂行，而必需引用阶级斗争至最残忍的程度。在外交阵营上讲他自己吞惭受辱，他不能再忍耐对方使中国自绝于美援，反与苏联沆瀣一气。以上种种著眼均具有防势及保持现状的构想。即使军事初期上采取攻势，其作战之目的仍在保守。对他个人讲，所保全的是他几十年奋斗之成果或仅是自己名位，其动机出自思想信仰，或是对军兴以来所有阵亡将士之责任感，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在很多情形之下，这些因素早已凝聚为一，总之他已不能挂冠而去。
　　值得注意的，直到战事尾期甚至黄埔将领已有开始脱离战线之情事的时候，蒋介石仍然迭次往大陆和沿海岛屿部署军事。他这时候名义上已下野，总统由李宗仁代。他于一九四九年八月赴定海再往广州，重庆，成都，昆明，至十月三日回台北。十月又巡视厦门及定海，十一月留驻重庆及成都，迄至中共军队已逼至近郊，滞流于四川几一月，至十二月十日方返台北。两天之後他出席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纪念周，讲述此行经过，其重点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本来蒋之不愿与他自己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分离已不足怪。是好是坏他已孜孜经营是项运动达数十年，则当初不过是一种手段，一项方略和一截过程，以後可以视作一桩成就和一段归宿，本身即具有价值。
　　其实毛泽东也有同样的表现。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土地革命中的平等观念不过是过程中的策略，藉此以扫除过去放债收租束绋经济发展的桎梏，树立一个新社会之基点。以後之经营无从不脱离此最初之底线，但是毛始终不能放弃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棉袄之原始的平等观念。为着保持这理想，他不恤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当初他自己领导农民暴动之馀焰又在城市里燃炽十年，也阻挡着下一段的改革。我们不要忽视文革也是小具规模的内战。
　　只是有了蒋与毛的＂多馀与过剩＂之行动，历史之更换主题反弄得非常明显。既已创造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则必需翻转整备其下层组织（日後蒋在台湾也由陈诚主持一九五三年之＂耕者有其田＂法案，使农村体制符合新时代之需要）。上下都已改组就绪，则必须在行动上重定上下间法制性之连系。于今海峡两岸都已主持重商政策，即是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中厘定各人权利与义务，以构成永久体制，是全面更新再造之最後一个阶段。
　　

摘自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