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类女画家的状况。“中国女子书画会”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组织最早、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女性美术社团，会员多达150多人，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书画家都吸收为该会会员。画会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玫、顾默飞等人发起组织，由冯文凤支持会务工作。先后举办四次展览，并出版四期“特刊”。1937年上海沦陷，画会停止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至1949年。

　　出现于三十年代的这一女性艺术社团，以这样全国性的规模和这样持久的凝聚力展开活动，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90年代出现的“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尚可与之相呼应。虽然在艺术上她们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值得称道的业绩，但是这一现象足以反映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精神自立的一个侧面。


　　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在20世纪的中国，共和国的诞生〔1949.10〕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它正好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均等地切分为“两半”。新政权的诞生，意味着除了台湾以外的整个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之中，而这一社会体制的巨大变动，也使20世纪的中国文化骤然形成一个巨大的“断层”，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展开来的一条充满开放、自由精神的“文脉”嘎然而止，而代之以出现的是一条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文艺路线。在这样一条路线下，艺术不再是一块体现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领地，艺术家要考虑的中心也不再是艺术自身的诸多命题，而是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

　　在这个历经三十年的特殊时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历史境遇也出现了与民国时期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毛泽东时代使广大妇女“彻底翻身解放”，使她们获得了一个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在取得这一切权利的同时，也对妇女提出了和男人一样担当社会职责的要求，即“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要女人去办男人的事，女人就得和男人一样强，一样能干，一样有力，一样智慧。因此，这个赋予女人平等权利的时代，同时也成了一个“女人以男人为楷模”的时代，成了一个同化女性从而消灭性别差异的时代。

　　由于毛泽东时代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妇女问题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下，艺术家以性别区分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政治意识的强化与性别意识的淡化便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一种十分自觉的选择。因此在这三十年的漫长时期，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展览、一个美术社团是特别以女性的名义组织的，尽管在这三十年中先后产生了一大批女性艺术家，而且其中不乏优秀者，然而，没有一位女性艺术家是以“女性”这个身份取得自己的艺术地位的，因为她们的艺术和她们作为一个女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夫妇艺术家一多半都有“合作”的经历，有些甚至始终都是艺术上的合作伙伴，这是毛时代女性艺术家淡化性别的一个最好见证。因此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众多的女性艺术家活跃于画坛，然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个“无性别”的时代。

　　当然，就女性艺术家的具体作品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与女性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艺术家还是比较多地关注到“妇女”这个主题，关注到一个充分尊重妇女的时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种种变化，下面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




姜燕《考考妈妈》


　　『考考妈妈』（中国画，1953年姜燕作），这件作品较早地注意到新政权诞生后，妇女的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党政府决心要改变上千年来妇女“目不识丁”的状况，号召妇女学文化，作有文化的公民，这件作品正是借助女儿教妈妈识字的情节来反映新政权为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所作的努力。



王霞《海岛姑娘》


　　『海岛姑娘』（油画，1961年王霞作），这件作品很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趣味，画中那个纯朴健壮的劳动妇女形象正是新的时代所要求的“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形象。以她们如男人一样健康结实的体魄，来与以往那种弱不经风的“资产阶级小姐”形象相区别，这种审美趣味进一步膨胀，便是对所有柔美的事物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便是“文革”中那种虚假的“红、光、亮”形象的出现。



温葆《四个姑娘》


　　『四个姑娘』（油画，1962年温葆作），这件作品与『海岛姑娘』不同之处在于它刻划了四个性格不同的女孩形象：一个腼腆，一个温厚，一个俏皮，但她们还算不得作品的真正主角，画中那位人高马大、粗壮有力的成熟青年女性才是真正的中心人物，她与“海岛姑娘”一样，一看即知是一个不会向男人示弱的劳动能手，是完全符合毛时代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也是其余三位程度不同地带有女性气的可爱女孩的学习榜样。

　　『代表会上的女委员』（油画，1962年赵友萍作），“女委员”象征着毛泽东时代的妇女所获得的一种政治身份，“代表会”是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力机构，身着藏服的藏民以“女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妇女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

　　从以上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努力塑造的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女性形象，而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形象是抹去了自然性征的中性化了的或以男性为标准的“铁姑娘”式的女性形象，既然不主张用“性别”来区分人群，就更不需要用“性别”来区分艺术。那个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大多不曾考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她的艺术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正是这种性别意识的淡化，使她们失去了在艺术中展示自身的机会，也失去了候补美术史留给“缺席”的“女性艺术”的机会。如果说三十年代的女性艺术家曾在“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大旗下以当仁不让的女性身份建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女性艺术家除了自身所显示的平等地位外，并没有提出需要自己特别奋斗的目标，因为作为一个女性需要的一切权益已由一个开明的政府拱手相让。既然“男女都一样”了，也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女”，特别提出一个什么“目标”。同样在“艺术家”这个头衔前面也没有必要特别加上一个“女”字，在这种情况下，从女性角度去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就难免会带来“画蛇添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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