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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九三学社创始人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05-11-28 14:00:59   

  



  无私艺术风范与世长存不朽

  艺贯中外,名扬四海。敦煌卫士,勋功永在。一生苦斗业,日人亦感怀:

  苦卫数十载,珍贵文化财。

  赤诚中心念,后继有人来。

  美术出宝洞,红日升天中。

  世界齐赞赏,万民仰威容。

  纵横四万五,壁画安危伫。

  画郎黄沙筑,空前绝后无。

  塑像逾数千,华美似昔年。

  山河兴亡史,民族耀光时。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敦煌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在浩劫后能得以保存并获新生,多赖于被称为“守护神”的常书鸿。他捍卫国宝的献身精神,出于对祖国的忠诚,也是由于他临终前所说的“深蒙党和人民厚爱”。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在这位杰出艺术家的身上得到生动体现。

  ■为复兴祖国文艺毅然回国,又选择 了荒凉的西北大漠中的敦煌

  ■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 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临终前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请求,是让妻儿继续进行敦煌研究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一个满族驻防旗兵的骑尉之家。他自幼学画,8岁入书院读书,高小毕业后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1923年,常书鸿毕业留校任美术教员。1927年夏,以到轮船上当伙房勤杂工的方式到达巴黎。在那里,他开始半天打工,半天到画室学画的留学生活。同年秋,常书鸿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一年后,由预科升入本科,因在素描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奖金,提前升入油画班。1932年,他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后因作品一再获金奖、银奖而被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

  旅欧期间,常书鸿受国内抗日风潮的影响。抱着复兴祖国文艺的愿望,1936年秋,他回国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常书鸿随校向大后方转移,经庐山、湖南、昆明迁往重庆,他的全部书画都在途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化为灰烬。

  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社会上保护文物的舆论压力下,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却拨不出多少经费。在梁思成、徐悲鸿鼓励下,常书鸿决定前往,靠办展卖画自筹了大部分经费。他一行6人乘破旧的卡车西进,又换骆驼,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敦煌。他到达后便组织整理修复,并临摹壁画。在恶劣环境下,面对妻子出走、当地官吏勒索和教育部长期不寄经费的状况,他以决心服“无期徒刑”的精神坚持下来。他送往重庆的展品,也得到包括周恩来、郭沫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和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名扬中外。

  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并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翌年,常书鸿到南京、上海举办展览,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受到告诫说:“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当局令他从速把展品送往台湾,他却憎恨国民党的腐朽,将展品隐藏起来。1949年夏秋,常书鸿在敦煌一片混乱时组织了保卫小组,使石窟免受洗劫。解放军开进当地时,他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艺术宝库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一直担任到1982年才改任名誉所长。1956年,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他的组织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周恩来曾鼓励他说:“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51年,他赴北京举办展览后又赴印度、缅甸办展,宏扬了中国文化艺术。他在日本被誉为中国的“人间国宝”。从50年代到90年代,他曾八次赴日访问和举办展览,被授予富士美术馆名誉馆长等一系列最高荣誉称号。1957年,他首次前往日本举办展览时,就有10万多人参观,创造了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

  1981年,邓小平等领导人赴敦煌时,高度赞扬了常书鸿的贡献。1982年,国家文物局调他为顾问,他才举家从西北迁往北京。他于90岁高龄自感不支时,致信江泽民主席,要求让妻子、儿子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振兴中华尽绵薄之力”。过了90华诞后,他于1994年6月逝世。

  ■出于爱国主义激情投身于保护艺术,在实践中又认识到只有跟 着共产党走,民族文化才有光明的前途

  常书鸿成长的年代,正值民族苦难的岁月,他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热恋才把毕生都用于捍卫和宏扬民族艺术。敦煌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又是近代国家灾难的见证。20世纪的前二十几年间,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窃贼接踵而至,日本盗宝者中甚至有伪装成学者的陆海军官。他们利用反动政府和当地管事者的腐朽昏聩,掠去几万件经卷,精美的壁画也多被用化学涂料剥离后带走,以致敦煌艺术珍品多存于外国馆院,成为中国文化界永远的伤痛。常书鸿旅欧时,看到博物馆中陈列的外国人盗来的敦煌艺术珍品,便痛心疾首。他回国进入的满洲里国境检查站时,又受到日本宪兵的刁难和侮辱,到了北平艺专一进课堂,便与同学们一道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在赴法时,常书鸿的观念是“艺术可以不问政治”。然而,在民族灾难中激发起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感到过去的观念不对。全国解放后,他由感激共产党、人民政府,再经过学习和实践,终于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光辉的印记。

  ■面对前妻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 别、儿女的哭泣和国民政府撤销艺 术研究所的命令,他仍留在当地坚 持不撤

  1943年初,常书鸿来到荒凉的敦煌,一方面惊叹于当地艺术藏品的丰富,一方面又深感物质条件的困苦。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点的是木头剜成的油灯,在滴水成冰的屋里还没有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又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弃家出走。常书鸿发现后,骑马向玉门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来,幸亏被玉门油矿的人发现才救了一命。他被送回敦煌后,看到的是儿女的哭泣。接着,他又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遵命返回内地,然而,一想到失去保护的敦煌将会重遭被盗劫的厄运,他便下决心留在当地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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