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多元论者是否什幺价值都不相信？

不可以这幺说，价值多元论者并非相信没有绝对价值这回事。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就是价值多元论者的价值信念：价值多元论者仍然“相信某种形式的原罪，或认为人类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他们趋向于怀疑经验能否最终解决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18）。伯林还清楚道出，价值多元论的经验理性最终基于浪漫主义“伟大的活力论”：人类的价值不是依靠形式理性或神圣的上帝赋予的普遍客观真理推导出来的，而是有如生物机体那样生长出来的。就历史、经济、地理、心理的因素来看，人类的价值必定是多元的，乃因为价值实质上是创生性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与英国经验主义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思想传统，在伯林那里奇妙地结合起来。据说，“我们应该做什幺？”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承认有永恒的、超人类的、普遍客观的真理这一前提下，才是一个问题，才有可能回答。对于怀疑论者、相对论者，尤其浪漫主义者及其二十世纪的继承人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什幺“上帝赋予的自然法则”。对于伯林来说，这一信念乃是自由主义信念的精髓（参伯林《穆勒与人生的目的》，见《自由四论》，页297－340）。

既然施特劳斯同样认定，人类的价值冲突最终不可解决，伯林与施特劳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来也是假象。

问题骤然紧张起来：既然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哲学不可能避免就善与恶、当与不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价值评价，我们又被告之，“应该做什幺？”不仅不得指望哲学来回答，甚至这类问题对于哲学根本就是错误、虚构的，哲学自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都成问题了？

伯林真的这幺说？

真的，但他指的是古典哲学。他自己的价值多元论的哲学避免了这一麻烦。这不是说，他的后浪漫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古典哲学不可能，又是什幺呢？伯林用了一个颇为得意的比喻：如果用古老形而上学的先验自然法则或神圣的上帝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有如让真实的人性躺到普罗克鲁斯忒床（Procrustean bed）上接受裁决，哲学必然成为“集权主义政权推行的一种策略”。伯林既拒绝古典的哲学和现代的政治科学，又要捍卫哲学的正当存在。于是，他让自己进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两难处境：一种名之为价值多元论的政治哲学可能吗？或者：必须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政治哲学，可以无需回答这个问题而仍然是政治哲学？

第奥根尼的《著名哲学家生平与学说》中记载：色诺芬有一天在赶路，撞上苏格拉底，被他拦住问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地方。色诺芬知道得清清楚楚，逐一道来。末了，苏格拉底问，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色诺芬一下愣住，张口结舌，只好承认自己不晓得。

“来跟我学习罢”，苏格拉底对色诺芬说。“变得美好”是人的幸福，色诺芬跟苏格拉底学，是要知道人生“应该如何生活”。按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回忆”，苏格拉底并没有简单地告诉色诺芬，人生“应该如何生活”需要甲乙丙丁诸项条件，而是同他一起探讨人生变得美好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人生“应该如何生活”的知识，并不是哲人已经拥有的，而是需要哲人关切和追问的。如此关切和追问已经预设了有永恒的、超人类的、普遍客观的真理（苏格拉底所谓的自然法则），虽然哲人还没有占有它，但哲人起码是为了这种真理而活的。根本不相信有普遍客观的真理，哲人的沉思生活的理由是什幺呢？新的哲人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呢？

我设想自己就是现代的色诺芬，被伯林拦住问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地方，我举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家乃至时髦的文化研究开的各种店铺，伯林却问，在哪里可以学到关于美好生活的知识？弩顿的我当然被问得什幺也说不上来，于是愿意跟伯林去学习。

在伯林学园的院长楼上，这位“具有一种休谟气质──关心尘世、不为感情所动、性情沉静”的哲人打开面向校园的窗户，转身劈头对我说：他是一只狐狸。8 随后，他就对我讲授了一番关于何为美好生活没有普遍客观的定义的教诲。

的确，哲人天生就要为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受折磨，但是，你看，从古至今有那幺多哲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哲人，他们根本没有就“应该如何生活”达成一致意见：“只要人类还是老样子，争论就仍然会在这一观点和类似的其它观念的形式下继续下去”（《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38－439）。对苏格拉底来说，美好生活与公义相关。所谓公义，并非如今所谓基于个体权利的理性秩序，而是正确生活的方式。可是，人类对于公义的看法，不是依民族体质历史地不同的吗？哲人的知识的确应以无知为起点，但美好生活没有普遍客观的定义，像苏格拉底那样老问“什幺是……”的问题，实在荒谬！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说法都是相对的，而且相互冲突，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多研究思想史，就可以发现，历史上不同形式的绝对主义相互否定、辩驳，争吵不休。

伯林还对我讲了他有一次在电视台的哲学节目中让听众为难时举的例子：要是一个大科学家和一个小孩同时得了可能致死的肾炎，这时偏偏只有一台高科技的肾脏辅助器，“那我们怎样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们怎幺办？”（我马上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提的“小孩的眼泪”问题和加缪的里厄医生对帕纳卢神父提的问题，感到纳闷：何以例子相似，而实例越来越……）

“道德哲学家是不会提出具体答案的”，伯林的回答打断了我的联想。“指导人们如何生活，既不是小说家的责任，更不是道德哲学家的责任。道德哲学家的任务，仅在于帮助人们面对问题，面对可供选择的行动范围，向他们解释有哪些选择以及做出某种选择的原因。……换句话说，他必须展现某些价值之间，经常是无共同尺度的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9

的确──伯林继续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价值多元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关于人性和世界的一种看法，也“建立在一种对人类的永恒属性的生动想象之上”。价值多元论其实并无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取消价值一元论的形而上学，而只是说，价值一元论不过与价值多元论一样，是一种相对的观点。但价值多元论胜过或者比价值一元论明智的是，其信念“睿智而肝胆照人”（这话是从一位伯林崇拜者那里听来的），懂得没有任何价值观点是绝对的。用逻辑语言来表达：人类根本没有什幺绝对的价值，唯有这一观点是绝对的。哲人成为一只狐狸，就是成为有这种信念的人。依据这一信念来思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就是哲人生活的理由，也是哲人成为狐狸的含义。多元价值论无异于说：苏格拉底已经不再是哲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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