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施特劳斯的“魔眼”却看到，施米特通过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观来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化，殊不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恰恰是自由主义自然权利道德观赖以推导的基础，这无异于以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批判自由主义。

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施米特真的认为，政治本质上是涉及人类价值问题的权威性决定，因而承负着人类生活的严峻（Ernst），他也就与霍布斯的出发点区别开来了。可是，施米特事实上以为，政治并非是不可逃避的命运──现世恶的严峻性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同霍布斯一样，施米特关切政治，仅仅、且恰恰因为政治（最终说来是价值冲突）是现世生活最实际的威胁，应该且能够避免。施米特借助"例外状态"突破实证主义法学的规范状态，突出政治的性质，在施特劳斯看来，如此理解恰恰是现代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基于类型来理解例外，现代哲学则基于例外来理解类型。这样一来，美德的本质的‘平凡’问题以及在哪里传授的问题就被忽略了，爱的彻底‘神学的’美德，就成了自然‘哲学的’美德”。32 尽管动用了基督教的原罪论来支持其“威权主义”的政治信念──人性本恶，需要被管制，施米特并没有回到作为道德欠缺的恶，相反，却纠弹霍布斯将恶理解成guiltless（无辜）。按施米特的思路，政治必须关涉何为“好的”生活方式问题，但施米特又自相矛盾地把道德归入私人领域，这一明显的自由主义立场无异于说，何为“好的”道德问题都是私人的事，对恶的专制性抑制没有普遍、绝对的正当性，恶仅仅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思想尖锐如施米特这样的人，为什幺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尴尬？原因之一是，施米特接受了现代启蒙精神对古典哲学教诲的摒弃，以至于他只能用后浪漫主义来解决浪漫主义的多元政治论。施米特的矛盾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是可不可能，而是是否必须回到现代之前的古典哲学。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宣称：“真正的政治若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33 施特劳斯早年的挚友Gerhard Krueger在其《康德哲学中的哲学与道德》（Philosophie und Moral in der Kantischen Kritik，Tubingen1931）结尾时说最后说了一句话：“决定性的问题仍然是：何为真正的政治，即便找不到回答，也可以教我们以苏格拉底为榜样询问问题”。34 从友人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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