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需要教育者，他必须是有美德的人。施特劳斯解释说，这就是为什幺，何为有美德的人是古典的“自由教育”的重心，而“自由教育”又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27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哲人是怎样的人？

按柏拉图的记叙，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没有明确答案，只要否定的结论：哲人不是诡辩家和政治家。哲人拥有知识、而不是意见。诡辩家和政治家这两号人看起来很有知识，但有的都是部分的知识。因此，不能见到知识渊博、外语懂得多、晓得好多七古八杂的事情且会说专业行话的人，就膜拜称颂，以为这号人有美德和整体性的见识。人向整体开放的部分只有灵魂，或者说，灵魂是人身上最靠近整体的部分。“哲学寻求的是关于整体的知识”，追求灵魂知识的人才是哲人。

追求这种知识需要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这就是古典教育所谓“自由”的含义。追求灵魂的知识难免与社会美德相冲突，“自由教育”根本与群众民主不兼容。现代自由民主的平等诉求恰恰不赞同这种隔绝，现代哲人追求的所谓“自由教育”恰恰是认同社会的美德。施特劳斯在解释古典哲学的“自由教育”时，突然而且单单提到卢梭，不是随意的。28

既然哲人的整体性知识要思考好的政治制度，任何现存的政权在哲人眼里就不可能是完美的。只要天底下还没有出现完美的政治制度──由于邪恶无法根除，看来完美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哲人就有必要存在，尽管这号人在任何社会都只会是极小一撮。由于是极小一撮人，在社会中难免被看成一个小团体，而且，由于与社会美德不和以及理性的疯狂，这极小一撮人难免被民众视为怪人、甚者被政府视为危险的人。追求灵魂知识哲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具有政治危险。

这种政治危险有两个意思。首先，过沉思生活必然离群──所谓“自由”，与人民的生活兴趣不同，无异于说人民生活不如沉思生活“好”。何况哲人沉思的偏偏是何为“好人”，这等于潜在地否定了人民的生活趣味及其道德，与社会道德构成潜在的政治冲突。再有，哲人不仅沉思何为“好人”，还沉思何为“好的”政治制度，哲人之所思无异于潜在地否定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现政权构成潜在的政治冲突。

尽管如此，哲人仅仅在思考美好生活──应该的生活的可能性，还没有决定什幺是“好人”和“好的”政制。苏格拉底对哲学智能的理解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智能（理性思考）本身并没有保障价值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页125）。苏格拉底仅仅在逢人问“什幺是……”，然后把关于价值的问题引向讨论和争辩（辩证法）。因而，无论与人民还是政权的政治冲突，就哲人这方面来说，其实都是误会。古典哲人（而非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自然的小团体，并非实际要图谋推翻现政权或改造国民性，哪怕他们所想的事情是何为“好人”和“好的”政治制度。

问题是，人民和政府不这幺看。哲人这号人的存在及其生活方式本身，对人民和政府来说，实际构成了政治威胁（〈显白的教诲〉，页142）。于是，天生喜欢思考、而且思考的恰恰是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哲人，政治处境就进退维毂了：为了灵魂知识的成熟必须离群，为了避免人民和政府误会，又必须合群。

怎幺办？这就是哲学－哲人的政治问题、真正的哲学会面临的政治处境问题。

前面提到，苏格拉底被控告亵渎城邦的神后去人民法院聆讯时，撞见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精通人民信仰的游叙弗伦，便拉住他请教，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像人民那样敬神。可是，苏格拉底改不了老毛病，仍然问“什幺是……”。游叙弗伦不耐烦转身而去，苏格拉底急了：

怎幺回事，朋友？这样丢开我飘然而去？我真心希望从你那里学会什幺是虔敬，好对控告我的人说，经游叙弗伦指教，我已经明白了关于神的事情，再不会像以前那样蠢，信口开河、没有分寸，从今天起，我要重新做人，再不犯冒犯敬神的过错，请撤销对我的公诉。你这幺一走，我还有什幺指望！（柏拉图，《游叙弗伦》，页35）

“信口开河、没有分寸”就是疯狂，本来是哲人的美德。如今，苏格拉底决心“重新做人”，收敛起哲人的美德。

苏格拉底真的想成为人民？肯定不是，否则等于认同社会美德、否定了自己的生活信念──哲人的生活方式。但苏格拉底的确真心要敬重人民敬神、尊重人民的生活方式。被人民法院传讯、甚至判刑，并没有让苏格拉底觉得自己的哲人生活方式错了，而是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政治意识：必须学会与人民信仰合谐相处。这不是畏惧人民和人民政府，而是审慎。哲人的美德不仅是疯狂，哲人还需要另一种美德。

假设苏格拉底还年轻，可以重新做人──或假设他逃去了美国，为了避免再发生政治误会，也为了哲人生活方式的自由，他感觉到需要把自己的说辞分为公开的（或显白教诲exotericism）和隐微的（esotericism）。施特劳斯从尼采以及其它古典哲人那里得知，这种区分是古代哲人的习传美德。29 要成为哲人小团体的成员，需要懂得隐藏自己的观点。古典哲人不像现代知识分子，动辄要当烈士、以成为政治异见份子见报为荣，而是懂得“慎微”是一种美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国古代哲人也晓得个中道理。所谓公开的说辞，是说给社会传谋听的，看起来与社会流行的观点和政府倡导的正统观点保持高度一致；隐微的说辞就不同了，很不好理解──常人会觉得过于玄奥，象秘传。

为何“慎微”成了哲人的美德？这就与柏拉图所考虑的“稳健”的政治秩序相关了。首先，哲人思考何为美好尽管只是一种可能性，但百姓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凡思考的人就成了哲人），哲人如果把自己的所思的不成熟的理想讲出来，难免让百姓人心惶惶。显白的教诲就避免了这种情形。用显白的方式言说真理，讲的只是可能的事情，而不是真实的事情，是对道德层次比较底──所谓“中材”以下的人说的，以免他们惶恐。

然而，“有些真理必须被隐藏起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哲人晓得，邪恶最终无法根除，“即便最好的政体，也必定不完善”（《显白的教诲》，页149）。哲人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坚持追求灵魂的知识，就得知道有的事情不能说白。隐微的说辞是哲人并不与现世状态妥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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