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几个月，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风行一时。这一剧作写得很机智，文风也俏皮活泼，作者有相当高的才情，对社会也有关怀。但整个来说，该剧如果用之于宣泄对改革所造成的问题的不满倒也不错，但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却是极不负责的。作者在两个问题上避实就虚，一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上，作者拿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与图解中的资本主义相对比，如在谈到社会主义理想时他只谈切×格瓦拉的人格魅力，而不谈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后果；二是他试图在切×格瓦拉个人人格魅力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处处给人以暗示，切的个人魅力赋予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以不可质疑的神圣性。其实个人人格与其所从事的事情本身并无一定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仅以人格而言，在那个阵营中，也只有一个切×格瓦拉，而流氓却要多上千倍万倍。总之，作者搭了一座桥，但只片面展示了桥两端的东西，桥本身却是一条虚线，而问题就出在虚线上。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是要回到更早的传统，这种声音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建设进行了批判。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当然绝对必要，但是从实践层面来说，我们还能在“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回家”的路吗？

　　历史是一维性的，它只有一个延伸方向，不可能再回头。然而了解历史，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

　　对于历史，现在的年青人从整体上看来确实缺乏兴趣。因为我们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谎言，成了概念的堆积与教条的集成。对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的功绩描述，都不忘记加上一笔：“某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其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一部充满了不实不敬的否定之辞的历史教科书，我们还想靠它培养出后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当然是青少年们对历史产生深深厌倦，他们的父母一代不少也属于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的一群，只要与高考无关，不少人也都认为不必要浪费时间学习历史。我写过唯一的一篇回忆录“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发表于《黄河》杂志，陕西《各界》杂志也曾分两次发表。与我同时代的读者对那种生活感同身受，记忆犹新。但居然还有一两个陕西的年轻文人跑到《各界》编辑部轻薄地说：“老谈那些干什么！要向前看吗”。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式，已经让不少青年人觉得文化大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历史最大的侮辱，就是对它横加阉割。用这种阉割过的历史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是对祖国的未来极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然而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粗暴阉割而就此消失，轻视它的人必将受到它的严惩。历史除了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种作用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以便今后走得好一些。经济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历史相距比较遥远的学科，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用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碰壁以后，终于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一点：了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对分析今天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关键作用。这才有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经济学家中唯一能够在思想体系的庞大方面与马克思媲美的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但如果三门只能学习一门的话，他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熊彼特对历史的尊重：

　　“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多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不少青年人常问我：何老师，你为什么不开出一个给中国治病的药方？我回答说，我的看法其实都已尽语言环境允许的最大限度写出来了。我从未隐瞒自己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培养人们的公民责任意识。这责任意识的核心点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真正地将中国当作是自己的国家，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民族的前途有关。不要纵容自己往社会上倾倒垃圾，却指望有“救世主”来打扫清场。只有从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现，中国才有希望。“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我们却在热情讴歌“大救星”。什么是文化差别？这就是文化差别。

　　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尊严，发挥创造力。至于每一时代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则需要仰赖那一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以及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则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完这篇没有答案的思索时，正值深夜，我伫立窗前，深夜的深圳已安静下来，极目望去，只有那无尽的苍茫夜色。渺渺茫茫中，习惯了孤独的我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红楼梦》里一句诗突然跳了出来：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上帝眼中，人类到底有多少尊严？

　　2000年6月下旬定稿

摘自http://yzp.my.wes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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