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含有政治目的，这也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虽然表现形式上与意大利比较接近，但却绝对不是舶来品。《雍正皇朝》这部戏向世人展示了任伯安这个专门搜集官员见不得人的隐私并编成“百官行述”的下作小人，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就是1999年浙江温州瑞安市的“老太”一案，这个乡村巫师就是这样靠抓干部隐私起家，先从最基层的乡一级初试锋芒，然后一步一步如法炮制，最终竟然控制了整个瑞安市的组织人事、经济等大权——至于《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采写此文发表时遇到的困难，以及本人率先报道后遭遇到的一切，其幕后材料足可以写上一篇长文——反腐败运动如果含有政治目的，就会严重削弱政治生活中的竞争性努力。一方面，政府中的一部分当权者可能以利用反腐败来恐吓自己的反对者，使政敌声名扫地；另一方面则可以让自己的支持者继续对其“忠心耿耿”地效力。即使那些已经远离权力部门的昔日同事，也不敢轻易造次，因为他们如果胆敢质疑当权者的行为，就有可能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受到起诉。最近广东阳平市发生了一种颇值得思索的现象：不少官员在台上为所欲为，聚敛了不少财富，而一旦退休（或下台）以后，家里立刻就遭受查抄。我无意反对这种打死老虎式的“秋后算帐”式反腐败，我惋惜的是这种清算并不能事前扼制贪官们的贪污行为。要知道，这种依靠掌握同僚的稳私而进行制约讹诈的行为，最终会成为政治利益集团的一种粘合剂，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法律威慑不了腐败行为本身，只可能促成政治精英集团防止内部分裂并阻止强大的反对派势力的形成而采取种种新的努力。如果反腐败法律只能用来对付政治异已，而真正的大贪污腐败分子却可以免受处理，将会导致社会一步一步临近深渊。许多迹象表明，鉴于内部人“反水”的经验，不少权力精英们在改善“内部人分配机制”方面已很有心得。这种内部瓜分机制的改良，可以让“内部人”更紧密地粘合在一起。

　　在贪污腐败成风的社会风气浸染下，人们在接受送礼和施惠行为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将为这些行为付出什么代价。比如金钱与政治之间的联姻，当官者为亲戚与朋友争取某些项目，还有记者通过撰写某些特别报道而换取红包等等，在我国很难建立一个明确的界限，断定上述行为就是贪污受贿行为。

　　和日本人相比较，我们也继承了“传统文化”。可惜我们继承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坏的一面，而不是最好的一面。

　　三

　　哲学家说：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历史学家说：历史有时会惊人地重复。

　　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维非同时代一般人所能理解，用“天意从来高难问”形容其不可知非常合适。但历史惊人地重复却是可以体察到的事实。记得1999年7月9日在北京开“9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中期改革研讨会”时，我的发言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历史现象有时惊人地相似。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里谈过，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流民增多。而古代的流民，就是今天的失业人口；二、非生产性的次生社会集团增多，如僧、道、尼姑、乞丐、娼妓等等，均属于这类次生社会集团；三、帮会组织增加，地下经济活动泛滥；四、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民间宗教团体。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状况来说，这种社会状态惊人地相似。就以民间宗教来说，那时有个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而我们则有个法轮功。”——半个月以后，我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看到中共中央告全国人民书，声讨法轮功组织。

　　其他几类现象，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因为这些现象全国每天的媒体都有报道，只要有心人去采摘这遍地荆棘，自然就可以了解到社会全貌。考虑到媒体曝光时“要弘扬主旋律”的规定，可以估计这类事实的见报率并不太高。这里我只想谈谈民间宗教组织复活的历史文化根源。

　　在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这本著作里——这本书不是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只能算是史论。但因作者长期居住海外，且无顾忌，故此书中不少论点堪堪可读——唐先生将太平天国作如是分析：“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年的政而不能自拔。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洪天王。……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蚍蜉撼大树的小顽童罢了。”

　　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第一是洪天王的“一神教”的思想根源到底来自西方基督教还是中国的民间宗教？第二是这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奉为正统的当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没有很好地解决好生与死的关系，只是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特别强调血缘延续的文化来让一个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意义延续，但这种异体延续毕竟不是同一个体生命的延续与永生。有了这一缺陷，扶乩、风水、谶讳之学也就从来没有绝迹。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等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具有高度智慧的英主尚且如此，更无论凡庸之辈。现在看来，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只是借用了一下名词而已。在他的宗教外壳里塞的全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里的糟粕，因为以西学的浩瀚，尤其是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义的博大精深，洪秀全不可能凭借读一本改装过的《劝世良言》就能窥其堂奥。从其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方式来看，“拜上帝会”实在与我国历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的宗教如“白莲教”、民间会党“天地会”等算是嫡系兄弟。

　　唐德刚先生说太平天国昭示中国社会第二次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赞成此说，唐的科举制度取代了士族门阀制度——即贵族政治算是第一次社会转型。而自太平天国开始，中国的贫民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以后走上了“贫民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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