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会遇到被迫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的时刻，这样的场合在它的领导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将曾经开创「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在外部势力的侵袭和国内政治变动的交替打击之下终於在本世纪初走到尽头的历史看作一幕巨大的悲剧，那么秉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一八六一——一九〇八年）就是这幕悲剧的中心人物。太后是一个灵魂属於古代世界的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沾染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不可救药的「商人气质」。在她看来，中国不是广袤的土地和繁庶的人口的简单的复合体，它的本质是一团在黑暗的宇宙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如果这火熄灭了，那么即使她的国家有著强健的肌体，也不过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贡献一具行尸走肉。对於「生存竞争」奉为圭臬的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太后只有生理上的厌憎和灵魂深处的鄙夷。伴随着权力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对「用夷变夏」的任何企图切齿腐心。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於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诸大臣等谋废立，以上有疾颁视天下，微医，三日一视臣工医案，病益笃。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辩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於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已亥冬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注三三）
　　
　　传教士还要用「上帝的灵光」掩饰其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文明国家」甚至连最后这点遮羞布也觉得芜累；只要能满足膨胀的权力欲，这些娴於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国家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最卑鄙最无耻的方式公然践踏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道德。一面以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另一面又通过支持政治反对派的方式对这种合法性提出异议，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伤害一个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的国家的自尊吗？「…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实一贯以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注三四）
　　
　　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两个阶级的运动，而是整个民族的运动。上自太后以及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野老稚童，只要还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良知，就无不在祛除西方的势力和影响方面发生强烈的共鸣。这个爱惜羽毛的民族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下蒙受了六十年的屈辱，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累积了整整六十年的仇恨就像地层深处的溶岩一样喷薄而出。义和团运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在绝望的心理支配下进行自杀性报复的图画：
　　
　　大劫当头，血水横流，就在今秋；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注三五）
　　
　　人们渴血，不是流仇敌的血，就是流自己颈上的血；只有遍地的鲜血，纔能使狂躁的心平静下来，纔能让锈迹才斑斑的时间齿轮重新启动。
　　
　　一九○○年六月召集的几次御前会议是义和团运动的转折点。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争执与其说是主战派主和派之争，倒不如说是人类的情感和理性之间的论争。论争的结果其实早在论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当仇恨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时候，任何形式的理性都是渎神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仪鸾殿会议上，太后椎心戟指誓约：「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故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注三六）当日颁布的宣战上论声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雄雌。」（注三七）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松散的群众团体，就作为行为主体向高踞在近代国际关系顶端的西方国家集团实施了不计后果的极端的报复行为。复仇的国家不受任何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约束，甚至不顾及自身的利益，国家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渲不可遏制的仇恨。
　　
　　　
　　
　　四
　　
　　　
　　
　　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统治世界的那一刻起，「公正」就在国际政治领域悄然匿迹；因为这一体系的运转正是以每时每刻戕杀「公正」为前提的。债发生在民族国家固执地相信实力已经为它们在道义的银行开设了无限透支的帐户的时候，并随着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增值。「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注三八）。「公正」注定要在尘世落实；如果不能由一个社会机制的运转实现，就只有通过对这一机制的毁坏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复是神圣的――欠下一磅肉就要还一磅肉，一滴血也不差（注三九），锱铢不爽的宇宙平衡器借助人类的报复实现了社会公正。义和团运动是一则暗示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将在人类复仇的火焰烧灼下走向毁灭的寓言――奔突不息的地火从历史的断裂处喷涌而出，将覆罩着世界的虚假的外壳燃为灰烬；伟大的历史运动以最率直最粗鲁的语言倾诉着蕴藏在宇宙深处的精神本质：
　　
　　沿河一带建楼房，扯旗放炮逞刚强；有朝西北真主来，一炬火光化无常。（注四○）
　　
　　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注四一）
　　
　　在家好，在外好，在数难逃。（注四二）
　　
　　你们不是迷信人间的力量吗？但在永恒的时间看来，这种力量简直不足齿数，它不能庇佑你们逃脱惩罚；「红阳末劫」（注四三）到来的时候，你们的行为将会得到应有的报偿。
　　
　　二四加一五，这苦不算苦；遍地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注四四）
　　
　　义和团运动还不是「末日审判」，它只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次相当温和的告诫。
　　
　　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国际社会的震颤并没有持续多久，脱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动很快就被维护这一体系的暴力镇压下去。物质战胜了精神，「文明国家」制服了桀傲不驯的「野蛮人群」，基督教民族的赫赫武功也不知道第几百次证明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则。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是培育近视和浅见的最好的温床；正是在目光如豆的现实主义观念的引领下，二十世纪的世界在「国家意志」这一魔性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人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注四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位一切历史时期最伟大的魔术师终于在公元一九四五年开始表演它的压轴节目――核时代。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一触即发的核武器的当量已经超过广岛原子弹的一百万倍；「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说来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注四六）核力量是人类追逐权力的贪欲主使下从自然那里盗来的赃物。「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人类可以轻易地引爆核武器，但却永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本质上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当本世纪驱近尾声的时候，核武器迅速扩散的阴云正在与日俱增；《防止核扩散条约》（注四七）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将可能在明天发生的危机推迟到后天发生。与核扩散的危险日益加剧同时，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以流水线作业的规模永不间断地制造着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已经毒化到了没有明天的地步。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来说，「文明世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先生；它不仅尽心竭力地栽培手执左券而又丧失心智的「拳匪」，而且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引魂幡、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混天大旗、火牌、飞剑……」（注四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注四九）。如果这门课程继续讲授下去，还要做什么呢？等着赞美造物主的伟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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