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前，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就出现了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下的邦国部族关系体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合体制。相传「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远近贡入赋棐」（注八）。「贡赋」这一象征着政治上臣属关系的经济义务的规定，标志着广大地域内的部落已经联结为围绕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共同体。纪元前十七——十一世纪的商代是信史时代的开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个文明的曙光刚刚照亮天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邦国关系体系──「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属国的领土，由封君管辖；「内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职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辞」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东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记录，可与文献相佐证。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注一三），在邦国关系体系内部和商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纪的武王革命结束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实现了王朝嬗代。对时人来说，殷周交替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而且也是一场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大震荡——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飞烟灭；古帝的血胤沦为下贱的奴隶（注一四）；伟大的邦国灭亡了，就像一片枯叶在瑟瑟秋风中陨落——历史运动的「势」无情地嘲弄了人间的力量和人类视为永恒的价值。亲身经历鼎革巨变的人们无不为命运的无常所震怖。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运祚是由人格化的「天」决定的；「天高听卑」（注一五），根据世人的所作所为降下吉凶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运。继承商朝政治遗产的周人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态建设一个以「礼」为核心的邦国关系体系。周代（纪元前十一世纪至纪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级诸侯受封建国，拱卫王室，就像满天的星斗围绕着北极星作有规律的运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状熊下的国家关系体系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的。在这里，国家行为的动因不是无魇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测的主宰的畏懼；国际政治不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精密运算的高等数学，而是寻求宇宙和谐的艺术。当追逐土地、财富、权力的欲念澄静下来，对万物主宰的敬畏笼罩人心的时候，天地间便呈现出和谐、肃穆、庄严的美。这种美源于人类对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它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引导着在蛮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十四世纪后期明帝国（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随着理学运动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中国开始进入古代哲学全面复兴的时期。体现这一哲学的畿服制也在亚洲大陆东部的广大范围内重新建立起来。明清时期（一三六八——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个层次：
　　
　　1．朝廷直接管辖的行省。
　　
　　2．臣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族自治政权。
　　
　　3．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附属国。
　　
　　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中国放弃了蒙古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它把建设一个合乎古代圣贤政治理想的和谐的宇宙秩序视为最大的利益。困扰民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废除，火器制造技术在它的故乡原地踏步——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从「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时候开始的。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到东亚大陆之前，中国领导下的国际社会维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础不是「势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热衷于使用力量的人们的手中；唯其如此，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在十九世纪前期的世界政治地图上，畿服制的疆域随着清帝国国力的衰退逐渐萎缩；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挟工业文明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缓缓西来，前锋直逼亚洲大陆东部。根植于人类对天人关系截然相反的认识的两个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时空的原野上发生激烈的碰撞。
　　
　　　
　　
　　二
　　
　　　
　　
　　一八四○年六月出现在澳门海面的懿律舰队中断了一个古老的民族连续的历史发展，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近代中国坎坷多舛的历程。义和团运动不是发生在草原民族像蝗虫一样蹂躏中原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海上的倭寇像狂飙一样袭扰沿海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一起典型的「近代事件」。
　　
　　「近代」在这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还表示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亚平宁半岛的一股势力在其缓慢的但确定不移的扩张过程中、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打下的烙印。这股势力就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逐步统治世界的「近代文明」。作为一个对古代世界崇拜外在力量的宗教反动的宗教体系，它信奉这样的教义：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的欲望是神圣的「最高存在」，只有不断地满足欲望，灵魂才能得到拯救；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充弃存在的权利。」（注一七）正如对上帝的崇拜开创了中世纪，对人的自身的崇拜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代」。「近代」是和谦卑、俭药、诚笃、虔敬这些美好的德行格格不入的时代。在「理性」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人类不仅向养育自己几百万年的大自然发动了一场十字军远征，而且还将讨伐的锋芒指向它的同群。
　　
　　当维护中世纪欧洲国家关系的基督教信念在怀疑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逐渐幻灭的时候，旧世界也就无可挽回地走向分崩离析。从「卡诺落晋见」（注一八）到「阿维农之囚」（注一九），梵蒂冈在失去精神世界的权力的同时也丧失了它在尘世的权力；曾几何时，那些匍匐在教皇的权杖下的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的真正的主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围绕着权力运转的机制。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就像见到了红布的斗牛一样疯狂地追逐着「国家权力」。不信「业报」，也不信「末日审判」，新世界完全泯灭了良知和道义感。对它来说，权力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财富，就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意志强加他人以获得邪恶的满足。这是一个由恐惧心、羞耻心、艳羡心、竞争心等情感丛集而成的强磁场，一个民族的灵魂一旦「吸附」其中，它就永远丧失了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和历史上游牧民族简单粗糙的「野蛮」相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所体现的「文明」代表了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自有生命以来出现过的最复杂最高级的「野蛮形态」。「文明世界」将自然界这所巨大的角斗场的竞赛规则发挥到了可以称为完美的极致；而在这些规则背后的，又是一个将所有宗教的魔鬼在万神殿的神龛里面供奉起来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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