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刊物的创世，引发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具体说，《新青年》的开创，使它成为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园地。在中国的近代，在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成为中国思想的领导中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本文仅就《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新青年》的创立
　　《新青年》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黑暗岁月诞生的。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这次革命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可是透过表面上热烈的景象，冷静地观察一下便不难看出：在这种现象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新生革命政权建立伊始，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了个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袁世凯窃国后，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祭孔祀天，熄灭了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黑暗重新笼罩大地。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痛苦的反思。当时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流产，在于只进行了政治革命，而未进行伦理革命。为了推进革命，建立真共和，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不久，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名，遂从第2卷第1号起易名为《新青年》。它的创世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青年杂志》没有宣言，但可以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作为宣言看待。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拟定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新陈代谢之疲乏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起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总之，陈独秀认为，在目前充满着"窒息之绝望"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青年应深切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的严重性，从而作出"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于脑里"的抉择。再进一步，陈独秀提出了必须正确抉择的六大原则性问题，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归根结底，陈独秀明确宣称："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样，《警告青年》一开始就从新陈代谢生物进化学理论入手，把青年推上社会进步非之莫属的窄门，必得穿行而过之才有生路可寻。从而，《警告青年》一文成为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标准，凡违反科学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首先紧紧抓住思想文化问题，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就以"除旧布新"作为方向。这一时期，刊物上发表的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吴虞《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带给中国思想界的震撼，对于思想解放所起的重大作用，则是当时其他报刊上的政治、时评性文字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新青年》的创刊，陈独秀的周围迅速地聚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主要撰稿人名单来看，有汪叔潜、陈瑕、李亦民、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李大钊、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人，稍后更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恽代英等人也加入了撰稿人的队伍。如果说前两卷的主要撰稿人大多数是陈独秀的友人的话，那么稍后的那些撰稿人，则主要是为陈独秀的思想风貌所吸引，更主动地聚集在陈独秀竖起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的，所以，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是由新一代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上场的，这样，以《新青年》为传播范本，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蔚成新文化壮观。总之，《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统帅部的建立。
　　三、《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部，《新青年》自1917年以来有重大的扩充和调整，尤其是1917年下半年因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随之移往北京之后，从翌年第4卷起，以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高一涵、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组成编辑部，轮流主持编辑工作。整个杂志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1917年春，《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从而以一个恰到好处的突破口，形成了"文学革命"的漩涡，由此把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深入。
　　第二，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同时发表了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以主动出击，诱敌深入的方法，把社会舆论中心有意识地吸引到新旧思潮的论战上，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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