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五，教条主义和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创造精神。苏联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从20年代起，就利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等专门机构，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研究工作。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苏联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了对列宁的神化和对列宁著述的教条式解释，在1924年秋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在论争中已初露端倪。教条主义常常同个人崇拜结伴而行，随着斯大林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日盛，斯大林需要获得列宁思想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并使列宁、斯大林的话具有“句句是真理”的权威性，于是，在30年代，苏联形成了一个新的造神运动。要造神，要树立神的绝对权威，就要整肃“异端”。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学术界许多领域相继开展批判运动，又大大地加剧了教条化的倾向。1931年10月，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斯大林的文章《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的发表，使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开始的批判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信中，斯大林点名批判了一名历史学家论述布尔什维克党斗争历史的一篇文章，并给他戴上了“反党”、“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吓人的政治帽子，一下子把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变成了敌我问题。尤为严重的是，这是第一次由执政党的领袖直接出面发表专文批判一名学者，对学术问题作出政治上的判决，不能不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受批判的这位学者被开除党籍，《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责令停刊，所有准备出版和已经出版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根据这封信的精神进行审查，在史学界掀起一场声势宏大的批判运动。接着，批判运动很快越出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开展起来，使一些领域原先已有的批判运动急剧升级，也使一些原先沉寂的领域卷入漩涡，哲学界、文学界、法学界、医学界也不能幸免。批判运动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教条主义，党的领袖的话成为辨别真理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标准，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陷入死寂和僵化的状态中。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1月，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由于当时已形成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氛围，《教程》一问世，就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⑥在国内外大量印行，广为流传。《教程》突出的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对史实任意剪裁，开创了按政治需要篡改和歪曲党史的不良先例。为了神化斯大林，书中隐瞒了列宁对斯大林曾作过的所有批评，把斯大林描绘成一贯忠于列宁，并被列宁瞩意的党的事业的继承人；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则被描绘成自始至终都是面目可憎的阴谋家、野心家，通过歪曲史实，贬低和丑化一群人来衬托一个人的伟大，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要求。其二，书中包含许多武断片面、教条气息浓重、掺杂着明显的“左”的色调的错误理论观点，如为大清洗提供理论根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只讲斗争，不讲教育，只讲决裂，不讲团结，只讲无情打击，不讲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理论；只讲生产关系变革，盲目求快求纯，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教程》这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以及被歪曲的史实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教程》被当作千百万共产党员必读的教材和所有国家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必须遵循的范本。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格外严重。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虽然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恢复了本来面目，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依然严重禁锢着人们头脑。本来，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教条主义却窒息了它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探索性，变成了一个陈旧的封闭的体系，使人们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麻木不仁，对遇到的新问题束手无策，在奔腾的时代潮流面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于是当一些错误思潮涌来的时候，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堤坝很快倒坍了，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考之六，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由于历史的变迁，在原俄国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大小100多个民族。长期以来，沙皇统治在国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大俄罗斯主义肆虐。沙皇俄国历来有“各族人民的监狱”之称。十月革命以后，各民族独立运动普遍高涨，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许多民族地区的斗争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上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使各民族地区的斗争错综复杂。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俄共(布)统一领导和组织在全俄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互相支援，以战胜共同的敌人，并相继在各民族地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各民族国家又共同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同外部世界谈判、交往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也改变了原先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构想，主张用联邦制国家的结构形式，把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解决民族矛盾和各民族发展这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防止各民族的分裂，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遂于1922年底成立了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共和国主要出于共同对敌的斗争需要，建立了联邦制的国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也应当承认，建立联盟的若干条件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各共和国之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机制，以保障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数百年以来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对立情绪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除；潜藏在人们头脑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经常表现出来。这说明，当时建立多民族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存在着某些先天的不足。
列宁生前曾对党内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然而，苏联成立时，他已卧病不起，对联邦制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准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已无法过问。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自决权受到严重的侵害，加上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使民族矛盾不断积淀下来，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掩盖了民族矛盾的爆发，严厉的压制手段使少数民族的对立情绪暂时隐藏起来。斯大林和他以后的历届领导人无视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却盲目称颂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不同民族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了适宜的气候，民族矛盾就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引发了原先潜藏着的民族矛盾。当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又未能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妥善解决，往往采取堵和压的办法，或者以羞羞答答的让步企图缓解矛盾，然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又催化了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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