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和不重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严重压制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缓慢。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采取粮食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广大农民承担过重的“贡税”义务，挖农民太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又反过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一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定时期内较快地弥补了落后国家薄弱的大工业基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但长期的发展比例失调，必须造成某种恶性循环，阻滞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这个问题就已暴露，但一直调整不过来，成为一种痼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高科技的推广应用成为推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发展经济的固有模式，坐失了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在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竞赛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从6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的增长势头就开始减退，进入70年代，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国民生产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经济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锐减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终极原因。
思考之三，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本来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模式。列宁有一句名言：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群众自己创造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应当建立起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作机制，它应当是一种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体制。然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体制，有人称之为行政命令型的体制，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苏联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同这一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苏联走过的道路来看，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高度集中的、以强制为后盾的经济体制，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曾把它看作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但战争一结束，现实迫使人们改变认识，调整政策。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能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的经济体制。尽管列宁对经济体制的设想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他晚年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业、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等一系列论述，为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方向。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虽然继续实行了若干年，但是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已经逐渐抛弃，当斯大林战胜各种反对派，尤其是严厉批判了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以后，为了短期内建立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就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私有制成分，取消租让制合同，用强制手段消灭富农。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和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后，斯大林就直截了当地宣布，新经济政策已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以把它“抛开”了。④ 此时，在斯大林心目中，已不限于所有制方面的“纯而又纯”，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而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等东西，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是看是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是否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是看有没有建立起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其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虽然排斥了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成了无所不包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东西，商品生产和流通被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可是整个体制却越来越陷于僵化，国民经济各部门都缺乏动力和活力，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应当承认，30年代苏联形成了经济体制，是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的产物。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它能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建设，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在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也能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然而，当苏联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社会经济面临向效益型和质量型的方向全面转变，一国经济必须同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经济管理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的更高要求时，这种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强制政策以整齐划一的方式运转的体制，就日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利用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结构改革原有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是，斯大林晚年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墨守陈规，看不到时代的新变化和原有体制的严重弊端，不仅没有作必要的改革，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虽然对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如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等，但这些改革仅限于浅层次的调整和变革，没有触动原有经济体制的根基，正在酝酿中的在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和改革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告夭折。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不思改革，使苏联社会进入一个停滞的危机时期。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思考之四，缺乏民主，破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斯大林时期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清洗，错杀了一大批人，酿成大量冤假错案。冤魂的叫唤，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抹黑、毁坏社会主义声誉最有用的口实，也是使本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纵然有某些客观方面的因素，而主要是斯大林的主观错误铸成的。其一，错误的理论指导下产生荒谬的肃反运动。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争论激烈，这些争论都是围绕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展开的，由于夹杂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使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变为你死我活的“路线”之争。当反对派相继失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斯大林仍经常把党内反对派人物视为“心腹之患”，他把建设事业和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麻烦和不幸事件统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得出了“社会主义愈益成功，则阶级敌人的反抗也愈益加紧”的错误结论，并称这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于是，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深挖所谓“人民的敌人”，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运动中又容忍种种不正当的刑讯逼供手段，大开杀戒，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及大量无辜者都难逃厄运。其二，长期以来，苏联国家保安部门成了“国中之国”，不受法律制约，不受党和政府监督，这种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政治警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最大的祸害”。⑤国家保安部门的权力恶性膨胀，势必出现层出不穷的政治迫害。这种现象与政治体制上的个人集权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曾一度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但40年代末以“列宁格勒案件”为开端，重开杀戒，重演大清洗的悲剧，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生活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因此，当斯大林一去世，恢复法制就成了首要的最急待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他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然而，赫鲁晓夫未能防止和克服因公开揭露这一错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致使他在20大的秘密报告至今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一切罪过的渊薮。苏联的解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历史的错误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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