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问世后总不希望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而企盼着种种反馈：鼓励和批评，甚至苛求和挑剔，都是对写作者的一种关注和安慰。最近，我参与撰写的《北洋军阀史》正式出版后，不断从报端或函件往来中见到对这本书的评论和介绍，给我的帮助很大。
　　
　　日前，有位朋友给我寄来一篇评论《北洋军阀史》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恶”的历史学》。感谢作者的赐教，可惜文章所指只限于我所撰写的那部分，致使其它章节的撰写人向隅。这篇文章有若干新意给我以很大的启发，但也引发一些疑义，并联想到陶渊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的诗句。既有疑义，何不相与析？
　　
　　用善和恶来划分历史学，合适吗？
　　
　　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恶”的历史学》。用善和恶来划分历史学，是对历史学研究前所未见的一种“新见”，其简单程度正如小孩子看戏把舞台人物划分为好人坏人一样。钟文所谓“恶”的历史学，显然是指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因为钟文中说：“在人们的记忆中，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毒瘤。”大毒瘤无疑是一种“恶”，研究大毒瘤的历史，当然就是一种“恶”的历史学。其实，历史是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期的历史（也即钟文中所说的过渡期），更是变化多端，难以用所谓绝对的“善”和“恶”来区分，而应深入观察，详细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做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述。我在《北洋军阀史》第一章《绪论》的开头就明确地论其指归，说明研究北洋军阀史的意义所在，如果只把北洋军阀史视作大毒瘤般的“恶”的历史，那只需砉然一刀，便可弃置不顾，又何必劳心费力浪费百余万字去论述呢？在《绪论》中还单设“北洋军阀集团历史作用的估计”专节（第32—34页），比较详细地作了以下的分析：“北洋军阀集团在清末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大支柱”、“也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力量”，“还是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实际控制者”，“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一个过渡”，而“在改革军制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之所以有这些评论就是为显示这一军阀集团的过渡特性，并没有把这段历史只是作为“恶”的历史，所以也难以说这种研究是“恶”的历史学。
　　
　　我的一位朋友看了钟文后，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丁文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二是什么是“剑桥派”？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很奇怪，我自以为读过不少有关北洋军阀的书，包括读过丁文江先生的《民国军事近纪》，这本书是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史料价值颇高的专著，是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必备参考书。我也记得曾读过一部名为《北洋军阀史话》的书，但作者是丁中江，1964年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1992年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该书引用大量奏疏、令文、电稿等原始史料，但因未注出处，有些已难查考，内容也带有明显的演绎成分，而不多为人所征引。二书的出版时间相距近40年，出版地又不同，作者是此丁而非彼丁，未免有张冠李戴之失。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则很难回答。因为就我所知那点西方史学史的知识，我真不知西方史学流派中有个“剑桥派”，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辞海》，果然查到“剑桥学派”这一词条。释词说，这是“现代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之一”，由于他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执教故名。而并未言及历史学。也许钟一兵用以引来批评我对袁世凯评价的那段话是出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于是套用来称这是历史学的“剑桥派”。如果一个学术流派可以如此定名的话，那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洋军阀史》一书中的观点，是否也可称为“南开派”呢？
　　
　　我没给袁世凯戴这三顶帽子！
　　
　　钟文对《北洋军阀史》的总评是：“用革命动员框架描述历史，与其说是史书写作，毋宁说是放大的政论，或者说是拉长的政治批判。”这对我来说应算是一种拔高，因为我几十年来学史写史工作中最大的弱项便是缺乏理论根底，只知道尽量详细占有史料，从中得出人物和事件的近似值，从不敢奢望能写出百余万字的政论或政治批判，这不是批评而是一种鼓励。钟文之所以提出这一批评的根据，或许就是他在其文中所说：“《北洋军阀史》对袁世凯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即‘野心家’、‘投机家’和‘阴谋家’。”我没有给袁世凯戴这三顶帽子，是钟一兵的提炼概括。《北洋军阀史》中确实写了不少有关袁世凯的人和事，在书中可以找到多处的论述，如第112页至120页详尽地论述袁世凯对新建陆军的苦心经营，增添了旧军所没有的内容，使这支军队具有重选募、厚薪饷、育将校、精装备、严训练等前所未有的特色，第152页至158页对袁世凯兴办各类军事学堂的成绩也有所论述，这些论述是以详细占有的史料为依据和出发点，没有什么空论，更没有追随时尚，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他们的功德或掩饰他们的罪责，一味地要“扬袁抑孙”，甚至把徐世昌这样的政客也推崇为“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等等。这种治史写史的办法和过去极“左”年代所盛行的对人物全盘否定一棍打死的学风一样，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的扭曲。早已有人对这类时尚做过批评，兹不赘述。《北洋军阀史》则是努力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对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而不作任何蹈虚空论。
　　
　　钟文为了给袁世凯的罪状辩护而提出一种论点说：“实际上袁世凯的许多罪状被放到从晚清到国民党政府的整个历史时期去看，并不为袁世凯所独有，比如独裁”。并说“这并不与民族主义必然相悖”，而且又一次引用所谓“剑桥派”的说法来作出解释说：“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由此袁世凯的种种独裁行为，在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袁世凯成为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即使说独裁不好，那么从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到蒋介石也无不有此类独裁行为，并非袁世凯所独有。此有，彼有，大家有，于是法不责众，也就难以追究袁世凯的罪责了。这是对袁世凯罪状那一面的最巧妙开脱。
　　
　　用这样的方法来梳理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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