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教授，去年十月您主编的《现代中国》第一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辑据说马上也将面世。这是继《学人》、《文学史》之后您参与主编的又一份学术刊物。刊物面世之后，学界反响不错。请问其学术旨趣是什么？

　　《现代中国》第一辑的“编后”曾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发在去年五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提到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所谓的“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

　　之所以谈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现代中国》是学术刊物，但作者们大都有比较强烈的文化关怀。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跨越不同学科的课题，但也可能是一种延续着传统而又关注着当下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必然介于历史研究与当代批评之间。第一、二辑里的许多文章，像孙玉石借1930年代的“晚唐诗热”讨论新诗中“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周小仪借1980年代的“美学热”分析审美如何“从救赎到物化”、王德威讨论“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洪子诚谈论左翼文学与“现代派”、罗志田研究季民初的“历史眼光”、罗岗分辨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等，都既是历史命题，也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可以说，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往这方面走。这是一种有传统的“现实生活”，或者说是一个仍在不断生长的“新传统”。

　　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理念，乃是晚清以降“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反省这一新的“传统”（学界一般将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断为“传统”），既是历史，也是现实。面对这一正在生长、并对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发挥巨大作用的“新传统”，研究者的态度与方法，既是史学，也是批评。如此立足史学而又纠缠现实，正是我们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特点。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他们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说是其出版方向与我们不谋而合，很愿意出版这一学术集刊。

　　从《学人》提倡“学术规范”，到《现代中国》讲求“有情怀的专业研究”，这里有何深意？在我看来，规则是一个入门的东西，不可不谈，但也不可过分倚重。对于学者来说，除了规则，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在学术之外，对当下有所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专家”，便不是最高境界。另外，我在九十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超越规则》，其中提到：“建立规范是为了超越规范。‘规范’在其方生未生之际最有魅力，一旦定型并建立起权威，对探索者又是一种压制。只是针对如今蔑视传统不守规则的时尚，才有必要再三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学术走上正轨，规范化局面形成，那时又得强调超越，怀念那些胆大妄为的‘野狐禅’。对于具体学者来说，从守规则走向不守规则，是治学的正路。”尽管最近中国学界连续出现抄袭等不幸的事件，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学者在遵守规则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以及学术上的追求。

　　我发现《现代中国》第一、二辑中的不少作者曾在当年的《学人》上露面。和名震一时的《学人》相比，《现代中国》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学人》第一辑上那组“学术史笔谈”影响很大，确实凸显了其注重学术史研究的特征。《现代中国》第一辑中，也有几篇属于学术史清理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有所联系。这回的特点，在我看来，是从学术史研究走向学科重建。讨论文学史应该怎么写，俗文学又是如何成为一时学界的中心话题，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以及当代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张力等，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同样是学术史的眼光，九十年代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思潮、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现在我们更关心具体学科如何重建。换句话说，还在讨论学人、学科史、学术范型，但侧重于建设性，把学术史的思考和文学史、社会式、思想史等的重写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后者。

　　跟《学人》相比，《现代中国》本身文章的取向有什么异同吗？

　　某些方面是有延续性的，比如，不规定每篇文章的字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现在的“核心期刊”大都规定论文必须控制在一万字左右，不管是《学人》还是《现代中国》，都允许作者从容论述。还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主张“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喜欢大而无当的空论。集刊出来后，有搞文摘的朋友告诉我，文章都挺好，可无法摘，很遗憾。我说，这可正是我们的特点——强调缜密的论证，而不仅仅是精彩的假设。玄想与宏论，不管是谈东西还是说南北，都容易摘；只有一环扣一环的完整论证，是无法摘的。而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有感于中国学界太看重“观点”，而相对忽视“论证”，我们希望从具体题目做起，而且要求细针密缝。每一篇精彩的论文背后，很可能隐含着作者关于社会、人生、学术等的大见解，但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或天马行空，或借题发挥的理由。

　　与《学人》明显不同的，主要是《现代中国》对论述对象加以限制。我们不发外国文学的，或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人》停刊，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便是：九十年中国，学术刊物少且多有禁忌，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无法面世，那时我们做综合性的人文研究期刊很合适。现在不一样，再办一个无所不包的学刊，不是很恰当。所以，我更愿意做《现代中国》这样有明确专业分工的学术集刊。比起文学、史学、哲学等分科论述来，我们有跨学科的意味；比起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述，我们又相对专业化。

　　是否可以说：它针对的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生活”或是“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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