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正因为如此，规范政治理论本身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导致了我们对于“现代”的政治理解的“新”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原来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见证作为。所以，政治理论应当与政治生活所要求的那样，坚持一种贴近生活的规范式立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政治生活进行最可信基础上的研究，像科学所追踪的自然现象一样。这就导致了规范的政治理论研究与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冲突。确实，我们的政治生活并不是一个朦胧的规范陈述所可以清晰了解的。于是，我们试图对于这一带朦胧性的生活方式进行较为清楚明白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必须走出以前的那种规范方法“陷阱”。为此，政治学家们呼吁研究者们学习数学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统计，如此我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解析，就可以使得人人都感到比较可靠。这样，我们来理解当代的政治生活，也就是比较可信的。可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的。毫无疑问，这种对此前在政治学界通行的规范方法的蔑视，本身是有它的科学的道理。然而，如果我们要断定这种方法选择是否是得出了如其所愿的分析政治生活的可靠结论的话，我们还必须对不断蔑视规范方法基础上而引进的科学技术的方法所建构起来的实证政治学，进行一番实际的考察。

    三、实证方法的流行与阙失

    面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生活，实证主义政治学以它的科学性来建立了它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也许，我们必须首先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兴起的背景下来对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一个简单的了解。在社会科学兴起以前，我们从规范的方法视角对于社会的研究，常常是一种被称之为人文学(humanism)的成果。我们把社会问题作为人文学问题理解的结果，就是类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艺术(art)。对人文学的这种理解，我们今天总是觉得那是充满着诗意的、好的、浪漫的愿望的。因此，不会觉得它的任务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可靠还是不可靠的结论。这在西方思想学术的演进历史上，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现在西方大学的本科学院一般都叫人文科学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就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深厚――即使在科学方法深透入各类研究活动的情况下，人文学的传统也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这跟我们中国变形地引进西方的科学体制与研究方法不一样。我们在本科就分成名目繁多的系科。美国的名牌大学本科是不分系科的，一二年级也不分专业的。比如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本科的时候是学东亚语文，本科一毕业，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选的是数学。所以在这样一种教育传统中的人士，对社会的理解显得非常多元。他既可以从数学的进路去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人文学”的角度去解释社会政治生活。像当代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所以他写的《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诺内尔文学奖。他进行的数学研究，和怀特海一起写出的《数学原理》，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研究成果之一。哲学与文学的相互配合，使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用自己观察社会的火眼金睛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明察秋毫。而数学也可以融洽地成为研究者反思社会问题的工具。

    但是，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兴起之后，却对于这种“方法选择”说：错！你们原来在人文学方法基础上对于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主观性、随意性、情感性、可爱性、一元性的基础上，我们要求的对现代的理解，是客观性、可靠性、固定性、确定性、多元性基础上的。[15]他们认为，这些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绝对的战胜关系，由十八世纪科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力量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证明。而科学在十九世纪末期便似乎已经具有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到了今天，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事进行判断时说：“你这个看法不科学”。其实这一断定暗含着什么？暗含着“你这是不正确的”断定。或者暗含着“你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意思。进一步指向的就必然是，因为我的判断是科学的，所以是可靠的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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