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重要的文章。[4]文章对纳粹德国的出台做出了一种神性政治的反思。他解释纳粹德国之所以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就是因为自由、民主、宪政有根本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引发了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政治态度。这导致每一个人认为政治生活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可以悬空的。这样对政治活动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绝对正当判断的时候，哪怕是个恶魔也有恶魔存在的相对主义道理。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为政治重新提供一个绝对价值基础。要批判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主张。要为政治学提供一个绝对的善的论证。这种绝对的善的论证在斯特劳斯看来，是这样的一种论证：苏格拉底式的论证。格拉图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人生，有一句名言就是：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看来，起码具有高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才能具有反省的能力。而自由、民主所谈到的大众民主的制度安排，恰好是忽略了精英教育和精英意识。使反省变得不必要。每一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就像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大人物柏林，所指责的现代政治生活的问题。[5]――柏林认为在现代政治生活这种多元主义状态下，我们总是活在表层上。我们每天都是靠谈吐、聊天、娱乐一类活动来达到一种相互交流。[6]斯特劳斯就此认定，我们再也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沉思，再也没有一种捍卫人天性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足够的沉思冥想使我们能够把握绝对的善，或者与绝对的善相契合。我以是以一种非常轻慢的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拒绝思考。我们每个人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只愿意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状态下，为每个人选择的那种浮在表层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论证的理由。斯特劳斯说：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导致的。所以他要批判自由主义。认为解决纳粹再次出现在人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重建政治绝对善。而绝对善在西方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术语里，以前一般是出现在神学中。但斯特劳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拒绝神学。但他要推崇绝对善。而这个绝对善靠什么而出？它不是靠神的启示，而是靠人根据他的自然权利在他有自觉意识的政治生活中来认识了解，来把握住。这样我们才能够杜绝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登上政治舞台。因为我们可以在政治选举当中每一个人对善和恶都有清醒的判断。这当然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因为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和斯特劳斯的想象或期待，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却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一个标志。

    然而，柏林认为斯特劳斯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只是一个现代呓语。柏林对纳粹现象的解释正好和斯特劳斯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缺乏一个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才导致纳粹的出现。德国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中，在她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就在她的思想雕刻家和政治塑造者那里，在黑格尔手里、在俾斯麦的手里，都体现为绝对主义。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德国这样一个民族缺乏相对主义的文化教育训练和文化生活传统。故而，任何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都被德国人换算成为一元论的东西。因此要杜绝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只有强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理论格局。这就势必要使各种政治理论、各种政治组织方式，互相博弈。使政治理论得以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当中具有的某些局部的或者整体的有效性获得检验。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对于纳粹的出现原因的解释，一个拒斥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一个坚定的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辩护。这样一场政治理论的争论，在50、60年代本来告一段落。西方学者在60年代编辑出版过一本《现代政治思想》，收集了这些辩论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具有的反映了西方政治哲学复苏的标志性作用以外，还具有一个引发我们进一步观察此后西方规范政治理论发展迹象的指南意义。这一争论在70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反响，是我们必须提到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部著名著作表明，社会政治理论已经着重从哲学的最深价值层面来挖掘理论资源了。这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常化政治生活的最深层的精神层面。这并不像政治科学所主张的那样，一个统计，谁选择谁，就能定下个政治格局来。政治选择背后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不可忽略。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政治价值。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一般是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场争论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效应，毫无疑问成了西方70年代以《正义论》显示的政治理论复苏的迹象、标志与象征。[7]

    我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说是西方政治理论家们怎么解释纳粹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这不能代替政治理论的深层理解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分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关心的聚焦点是“90年代”问题。“89”后引发的“90年代”问题，是一个选择什么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停滞的改革开放问题。以引进西方当代思想而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发生广泛影响的刘小枫，写了一篇长文《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后来改名叫《温顺的刺猬》，促使人们思考斯特劳斯和柏林提出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路解释政治生活的棘手问题。《狐狸与刺猬》是柏林的名篇。刘小枫在《温顺的刺猬》中写到，斯特劳斯这样的人是刺猬，他对于问题是一下子钻到底，不到底决不放松。但是他比较温和。因为斯特劳斯绝不排斥任何政治学家对政治所做的解释。而柏林倒反而对斯特劳斯表示蔑视。就这一点来说，斯特劳斯的“极右翼”绝对主义的解释，与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恰成对照。

    不论刘小枫对于中间蕴涵的“宽容”问题怎么看，但是起码刘小枫将之引进汉语学界来言说政治问题本身，这样一个发散性的效应，使得我们需要解释的两个问题就潜含在其中了：现代政治理论追求对现代政治生活进行理解，一者从观念上进行某种作者捍卫的政治信念的自我解释。二者再通过这种解释进行一种理论建构，且以为可以解决实际的政治生活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得以完成。斯特劳斯这样一种选择在刘小枫看来，是值得欣赏的。这在西方被认为是极右翼(主张极端精英政治)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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