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预言，任何民族想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就不能拒绝资本主义。[11]正是因为如此，现代社会在18世纪西欧各国获得统治权以后，政治理论在17、18世纪对于新的社会结构的理论设计，高度重视起来。首先是约翰?洛克。要理解我们所处的工商社会的政治生活，我们就要强调由霍布斯所描述的国家是一个巨无霸。他随时是一个扩张的机器，这个扩张的机器本身可以吞噬掉一切的一切。正因为新兴起的工商社会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民主国家也有这样吞噬性的作用，所以洛克在《政府论》的下篇里头，就特别的强调分权的现代制度安排。这与该书上篇里面洛克坚定的痛斥君权神授观念奠立的思想方向有关。就是现代社会里头根据社会契约、国家契约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要服从号称是神或者某种观念使他的政权和政治理念具有神圣性的说辞。一般人没有料到洛克《政府论》上篇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往往只关心他的下篇对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设计。其实说来这是一种误会。上篇和下篇一以贯之的洛克思想，就是控制国家。[12]这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要怎么控制国家呢？那当然不会首先来一个数量性的研究，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积累还没有能提供足够的社会财富来进行社会调查，科学作为一种统计手段还不够。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要求的是一种宏大的框架、基本的价值、和可以马上运用起来和运转起来的政治制度。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紧急需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在洛克思想的影响下，如亚当?斯密就特别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对于现代经济的成长所发挥的杠杆性作用。他们那一批人坚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霍布斯预想的国家，使得人们把它设定成一个恶。它太容易侵犯我们。所以在“现代”背景条件下的规范政治理论中，特别强调国家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所以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种规范设计，显然是以当其时代政治生活对于现代格局形成之后，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样一些东西的需要在政治学上所发生的反馈。如果说这样一种反馈还不能成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设想“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应当如何组织起来了。

    右翼的反应要独特一些。出于对现代革命风暴的一种畏惧，保守主义对工商社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痛斥。因为对他们来说最痛心疾首的是：传统死掉了。而激进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资本家运用国家手段发财，占有国家权力，那工人怎么办，所以他们要继续革命，要使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反面的、消极的、批判的理论限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理论一兴起，就在政治价值层面开始对于当世政治生活构成发生严重分歧。但是谁也没有兴趣放下政治价值问题而专注地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定量调查分析，这是一个政治理论的构成事实。

    应当说，这三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社会政治论说，各有其理据。但是，这并不是说三者就没有同心圆。因为假如我们追问其中最趋同、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关键的问题就是，现代政治制度一旦正式登上人类的政治舞台，在其开始就发生了诸神之争――谁在价值上握有真正的绝对善或不可质疑的正当性。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决定了在现代政治生活格局没有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所有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都是一种价值视角的理解。所有政治生活的参与，都是一种基于一种价值诉求的参与。所有对政治生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判断，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正是这样一种定势，使得规范的政治理论取得了霸权的地位。

    但是，正在这种霸权地位刚刚建立的时候，科学介入了。科学介入到“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过程的时候，使得人们“发现”：以往的所有价值陈述，都是政治家们和政治思想家们的一种情感化的陈述。大众在这样的判断面前上了这些人的主观意志的当。他们各自主张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却是一个不清不楚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scientific)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文的(humanistic)问题。传统规范政治理论在这方面显得非常的苍白。任何一种价值主张背后都只是一种信念。而信念却是空洞的。它在漂亮外表的下面却没有客观内容。科学的介入，使人类对政治现象必须进行科学的追问。即追问事实，不问价值，一问到底，追根溯源、由源及流。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可信的层面上去。而这样可能产生的分歧是什么呢？对于各种信念，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可能是可爱的，但是不可信。而所有的数理统计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理解，它是可信的，尽管它不一定不可爱。这样一个矛盾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刚刚体会现代政治生活的时候，天才的王国维发现的一个悖论状况。王国维选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信念和实际的政治生活脱钩的极度失望。[13]确实，我们的现代政治理论，再也不能用庞大的政治理论和直接的价值主张，提供给我们观察和理解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的可靠工具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对规范政治学的轻蔑态度。规范政治思想家们已表现出，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给以可靠解释的要求。所以，规范政治学对投入到政治行动中的双方行为的规范的、价值的思考所产生的自我信任是荒谬的。而另外一些政治理论家产生出一些什么方法观念呢？他们认为，对原来规范政治学所陈述的自由是好的、平等是好的、博爱是好的，即对政治规范基本的准则的陈述，必须进行科学的检验，进而用一种科学的提问方式来加以替代。有这种强烈的实证倾向的政治学家、或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改变了研究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的切入方式。[14]他们宁愿提出这样的政治理论问题：你所说的自由是属于“谁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多少人拥有的自由？假设它是政治家的自由，它就不是平凡的、普通人的自由。假设这个自由是代表大资本家，即使是经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政治家的自由，那么我们相信代表平民的政治家就不会支持它。假如这样的自由代表的一种结果，代表的不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和对美好生活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冷漠对待。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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