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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06-05-31 02:03:13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并不是张孝纯先生空想出来的，“大语文教育”的种种操作性措施，也不是我在实践中凭空摸索的。它的产生有三个基础：(1)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的继承和对其糟粕的扬弃；(2)对外国先进教育理论的吸收；(3)对我国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和长达十几年的实验。本文仅就第一点加以具体说明。
一、“大语文教育”对传统教育
优秀传统的继承“大语文教育”从我国传统教育中继承了许多精华，甚至可以说，它的根是深深扎在我国传统教育的沃土之中的，下面分述之。
1重视思想道德教育
我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一部《论语》，讲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最多，其核心是“仁”。《学记》中的“建国君民”、“化民成俗”，《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的“舍生取义”，墨子的“遵道利民”，荀子的“德操”，董仲舒的“必仁且智”，张履祥的“学者第一要看德器”，都是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体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代的启蒙教材，如《三字经》、《名贤集》、《弟子规》、《神童诗》、《小儿语》、《增广贤文》等都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当然，那时的思想道德教育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但是重德的原则古今是一致的，有人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按照这一传统，我们在“大语文教育”实验中从始至终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在这方面还有自己的优势。因为除了像一般语文老师那样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外，还按照“大语文教育”的“三个课堂”的总体模式，把德育延伸到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去。
2重视情志作用
“情志作用”类似于今天所说的非智力因素，传统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讲的都是情志作用。他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其实都是说明情志作用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先秦至今世，教育家在这方面的论述多得不可胜数：《尚书》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学记》中有“善教继志”，孟子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朱熹、王夫之等也各有论述，《三字经》中列举了那么多苦读的例子，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千方百计地在教学中进行非智力因素培养，具体做法是：(1)结合阅读教学激发学生树立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发学习的远大志向；(2)利用相关内容激发学生探索科学奥秘，攀登科学高峰的志趣和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3)借助课文的感情，融入自己的感情，激发学生的感情，引起三者共鸣；(4)采用各种新颖有趣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学语文的兴趣；(5)通过鼓励、激励、训练、强制等手段培养良好习惯；(6)用教师的言行影响示范。
3学以致用，身体力行
孔子非常重视“行”，“文行忠信”、“言必信，行必果”、“讷于言而敏于行”都反映了他这一主张。他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说明他主张学习是为了致用──搞好政务，办好外交，孔子讨厌那些“有言无行”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因而主张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家是“行”的典范，他们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说明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行”，千百年来无数有志学子就把这一条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后代学者颜元甚至认为不能“行”就不算有学问，“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方算学问”。为对学童进行“行”的教育，《三字经》中还写上了一句“少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我认为，今天的语文教学继承这一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联系社会生活，参加社会实践，这是我们“大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实验班学生实际才干较强，主要也缘于此。
4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一个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在《先进》篇中，子路和冉有先后都问：“闻斯行诸?”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对冉有就明确地说：“闻斯行之。”前后正好相反。公西华问为什么这样，孔子回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样的例子《论语》中还有不少，《为政》篇记载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问孝，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也不相同。孔子还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也是因材施教。程颐曾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而程颐自己也主张“因人材性”施教。陆九渊也说，“人各有所长”，应“就其所长而成就之”。王守仁也主张“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同归于善”。古代学塾实行个别教学的方式，比现在的班级授课制更便于因材施教。
鉴于此，我们在“大语文教育”实验中有两种基本作法：其一是把西方传入的班级授课制和我国传统的个别辅导的长处结合起来，以前者为主，再辅之以小组或个别指导、补课，以解决优秀生“吃不饱”和差生“吃不了”的问题。其二是组织多种课外活动小组，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5启发诱导
顾树森先生认为，“孔子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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