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苏共为何突然间丧失执政权？——苏联兴亡再沉思

      二、利用资本主义来战胜资本主义——继承发扬列宁的光辉思想

       三、警惕唯心史观大回潮——析《南方周末》“世纪感言”宣扬什么？

一、苏共为何突然间丧失执政权？——苏联兴亡再沉思

    苏共失权、苏联解体已经过去10年了，可现在还有人问，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会突然间丧失执政权？这显然是一直困绕着许多人脑海里的一个难解的疙瘩。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也是五花八门、各有一套。不过，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三种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那主要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第二种见解认为，那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第三种见解认为，其主要外因在于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其主要内因在于丢掉了老祖宗、改举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旗帜，再一个重要原因是一部分党政干部腐败，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官僚腐败阶层，与工农群众相对立，从而破坏了党的阶级基础，就是说，党的理论基础跨了，党的阶级基础也跨了，到了这“双跨”的地步，党的执政权还能不跨？应当说，上述三种见解各有各的道理，导致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原因决不只一个，而是诸种原因合力造成的。苏共丧权也决非“一日之寒”，而是从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起尤其是他在苏共20大结束的那天突然搞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就已经埋下了36年后惨剧总爆发的祸根。

    对苏联“经济没搞好”的说法应当加以辨析。如果说它存在70年间的经济都没有搞好，那它在解体之前怎么会成为举世公认的2号超级大国、以致在军事力量、战略武器方面超过美国呢？70年代后期至解体前这段时间，由于党政机关存在严重官僚腐败，劳动人民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劳动热情，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减慢了，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大大偏重于军事）、具体体制亟待改革，这是符合实际的，但这只是务求改革的原因，还不是导致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直到1990年之前、苏联经济仍在向上增长，只是到1990年才出现首次负增长，1986年经济还有较大回升。它的经济真正恶化是在1988～1991年间，这是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出台产生负面作用后发生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导致出现强大的反对派和民族关系急剧恶化，导致罢工风潮不断，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被破坏，并鼓励东欧各国反对派起来夺权，使华沙条约国之间的经济，军事协作关系也遭到致使性冲击，从而使苏联经济处于失控的无政府状态，这才使苏联经济急剧恶化了。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傍敲侧击、推波助澜，迫使戈尔巴乔夫软化、退让，再加上苏联军队、党政工团都遭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严重侵害，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反而被反对派利用了，成了他们改朝换代、反攻倒算的工具。

    所以说，“经济没搞好”只是苏联后期才发生的一个浅层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才是导致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真正的深层的、根本的、主要的内在原因。把“经济没搞好”当作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主要的、根本的、深层的原因，那是本末倒置，是违反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如果是那样，为什么苏共不在苏联成立前后经济如此困难下垮台？为什么不在遭受德国法西斯进攻后损失如此惨重之下垮台？为什么同样是苏联卫星国的古巴、越南、朝鲜等在经济如此艰难的情形下还能挺过来而没有跟着苏东倒下？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也很困难，而且大大落后于苏联，为什么它也没有跟着苏东的多米诺骨牌一起倒下？这是持这种观点者无法自圆其说的。经济是基础，若没有日益壮大的经济支撑，苏联会维持70年之久，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还要充分看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双向反作用：健全的上层建筑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即使经济面临着极大困难，也能闯过去，并促使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而上层建筑出了问题，那就必定要危及到经济基础，使仍很强大的经济体系遭受瓦解的厄运，反过来又导致上层建筑大崩溃。这就是苏共从一个拥有16年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大国执政权的党变成了完全丧失执政地位的、四分五裂的党的历史演变图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执政党的领导及其意识形态。苏共前期不断壮大，苏联日益强盛，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领袖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苏共后期走向衰败、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内因就在于苏共领导人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打出了所谓“新思维”的旗帜。这种“新思维”的基本观点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抛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其结果并非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野蛮的强盗的资本主义”。这种“新思维”之所以具有那样大的破坏作用，主要在于曾经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总书记拥有党政军最高权力，并能充分利用这三权和手中强大的宣传机器来推行他的“新思维”，使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遭受百般丑化，并使人们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充满幻想，以为只要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抛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实现了私有化和多党制民主以及意识形态自由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一切都能“梦想成真”，因而积极参与了埋葬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空前大行动。只是在苏联解体数年之后，原苏联的广大群众才明白过来，眼前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并非通往天堂之路，它所带给人们的不是什么福音而是祸害，因而讨厌它，尤其是由原小康之家跌落到贫困线以下的广大人群更是怀念过去，越来越以崇高敬仰的眼光缅怀列宁和斯大林，以致使在倒苏行动中立过大功、担任8年半总统的头面人物都不敢轻易在人群中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儿。据一次民意测验，假如斯大林还活着参加总统竞选，投他票者竟然比投现在已被迫引退的那个头面人物的票多出许多倍。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眼前最时兴的词儿莫过于一个“新”字了，什么“新思维”、“新社会主义观”、“新资本主义观”，“帝国主义”一词“已不宜再沿用”等等“新论”都出来了。当然，真正的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我们应当举双手去拥抱它，然而跟随种种新潮而来的难免鱼龙混杂，对此务必加以辨别，决不可盲目而从。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似乎够新潮了，可经过比较鉴别，它哪里是什么新思维，而是地地道道的旧思维啊！原来它是沿袭于第二国际时期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直接继承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又与激进民主主义殊途同归，而与马列主义彻底相背离的。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决不可再充当它的俘虏。

    有的学者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属于右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出发，认为这种右的思想观点是对苏共历史上长期存在“左”的思想观点和政策的反叛，没有首先存在“左”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右，因此认为导致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或主要原因是教条主义，“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资本主义”而决不是修正主义，更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听到这样的辩解后，不少人的思想被搞糊涂了，以为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其实，这种辩解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用僵硬的形式逻辑去取代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怎能将戈尔巴乔夫之辈的叛卖性罪责强加于革命先辈而为戈氏开脱罪责呢？如果这样辩解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内因就不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而是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了，因为既然右倾是对“左”倾的反叛而形成的，那么“左”倾也可以说是对右倾的反叛而形成的。把这种形式推理应用于革命或改革实践，当作真理来膜拜，那实在是不可思议了。还有一种倾向，不分革命与反革命，也不分进步与反动，不看阶级实质，也不看历史上的积极成果，把苏共和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统统说成是教条主义地利用强权推行的超时空的“左”倾行动，进行全盘否定；把苏维埃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看作是与希特勒法西斯专政无多大差别的东西，都看成是“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作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即依然是封建社会。这本来是敌对势力为了丑化革命、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共产党及其领袖而惯用的伎俩，原苏共和现中共党内有人竟然拾敌人之牙慧，在报刊上散布这种丑化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的言论。他们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应当引起全党关注的。

二、自觉利用资本主义  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继承发扬列宁的光辉思想

    200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仍将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伟大的导师和领袖。因为历史愈往前发展，就愈显示出列宁的崇高形象和列宁主义的真理光辉。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事业的继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及其策略的学说。列宁主义博大精深，其中关于帝国主义和时代本质特征的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革命与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民主与专政及其策略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正确处理党内斗争和党与非党组织关系的理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经济与政治的理论，关于民族政策、党际政策、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论，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关于利用矛盾、掌握斗争主导权、灵活运用两手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理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纲领和基本方针的理论，等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和人民都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从发展壮大到强盛，都是由于结合实际坚持了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和战略与策略的结果，而后来导致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主要内因就是由于抛弃了列宁主义旗帜、改举修正主义的或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续坚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在纪念列宁诞辰130周年之际，重温列宁主义，特别是重温列宁关于自觉利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列宁在及时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经验教训后，立即领导苏维埃国家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自觉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将“大资本的生产资料”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3卷第83页）。为了防止这种资本主义超出所设定的范围，列宁强调，“我们就需要很熟悉自由贸易，同自由贸易进行竞赛，并用自由贸易的王牌和武器来击败自由贸易”（《列宁全集》）第41卷第350页）。这就是既要利用又要限制资本主义，而最终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说明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这种小商品经济分散单薄，小生产者文化低，缺乏经营现代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因而生产发展缓慢，商品率和资金积累率都很低，很难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而利用资本主义，开展自由贸易，抓住“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9页）这个商业链条，就能促使经济活跃，不仅有利于恢复大工业的工作，而且可以利用它来巩固工农联盟，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创造条件，也是工人阶级掌握现代化经济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的预备学校。由于当时的俄国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之中，“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他们“正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列宁全集》第42卷第193页）。对付他们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租让引资，准许西方资本家在俄国投资设厂，并使他们能够获取丰厚利润。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的封锁，借助于西方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知识经验，加速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列宁十分清醒地估计到利用资本主义所可能带来的极大危险性。因为这里面存在着“究竟谁能得胜”的问题。虽然现在没有像以往那种残酷的、流血的军事战争，“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掐住我们的喉咙。……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说，这是一种竞赛。可实质上，“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列宁全集》第43卷第92～93页）。

    在列宁看来，作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不应回避这种危险，而要勇于接受这种危险的挑战，要充分看到排除这种危险的有利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革命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有日益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政权在握，还有强大的红军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以及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只要“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那么我们就能及时停止退却“并重新转入进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51页）。由此可知，关键在于坚定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自觉能动性，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列宁考虑最多、做得最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列宁强调要克服“感情社会主义”思想，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进一步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允许将效益差、无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租让给国内外资本家，将雇用20人以下的小企业归还原业主或出租，在农村允许雇工和出租土地，鼓励国内外私人资本在俄国投资，高薪聘用国内外专家和企业管理人员，并利用自由贸易的市场竞争法则，力求以较小的代价引进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列宁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既是一项阶级政策又是一种斗争策略，要由国家掌握批发商业，要集中力量经营好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始终把处理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里，决不允许侵犯国家法定的被雇者的权利，禁止雇用童工。列宁还特别强调，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要求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作斗争，既要克服骄傲自大情绪，虚心向资本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又要讲求文明经商，防止被资本家俘虏而蜕化变质。

   为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打赢利用资本主义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列宁对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各条战线，尤其是在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国家机关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干部队伍和工人阶级队伍建设、巩固工农联盟、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等方面所应当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作了尽可能周详的、深入的论述和说明，从而为苏联的创建、巩固和兴盛打下了坚实、深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与策略的根基。它不仅对当时的苏共和苏联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今中国如何解决利用资本主义来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就当今中国的国情而言，与当时的苏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的区别。两国在革命胜利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都处在生产力比较落后或不发达阶段，都面临着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当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要比列宁执政时期的俄国高出许多，自觉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也多得多。中国不仅有苏联兴盛和衰亡的经验教训这面历史镜子可资借鉴，而且已有自身半个世纪以来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那么，在当今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过程中，怎样才能既充分利用又能最终胜资本主义而不被资本主义所战胜，不再重蹈苏联的覆辙呢？在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民尤其中国共产党人要“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保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列宁说过，“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列宁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原则，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积极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它对不发达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延安时期就已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民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如何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的观点。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在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如何通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形式，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进行限制和改造的问题。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他既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只有在工人阶级先进政党领导下，通过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才能依靠并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大量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原则是与列宁的思想原则完全一致的。但在实践中怎样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到什么程度，以及对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如何加以限制和改造，在每个国家和地区或不同时期是不可能一样的，必须从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和情况出发加以灵活变通。有关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当认真进行总结和汲取。通过深入分析，人们将会发现，尽管种种“过时论”不绝于耳，然而马列主义体系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是不可磨灭的。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倾向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和艰难险阻都是可以被战胜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依然是光明的。

三、警惕唯心史观大回潮——析《南方周末》“世纪感言”宣扬什么？

    1999年12月29日，也就是人类进入新千年和举世瞩目的中华世纪坛竣工庆典的前夕，《南方周末》在“世纪感言”特刊中登载了对4个名人的采访录。首篇是李锐的《对“左”的东西决不可掉以轻心》；第二篇是张元的《电影万岁》；第三篇是魏明伦的《历史的动力》；第四篇是温元凯的《需要独立人格的经济学家》。除了张元先生的《电影万岁》折射讲述电影题材中存在毒害人类的内容、电影高科技飞速发展、中国电影院“门可罗雀”、美国好莱坞电影正在征服全球外，其余三篇均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其中首篇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推翻三座大山”是“长期以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搞“‘左’的一套专制独裁”，是“反文明、反科学、反民主”的。在这位作者看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封建主义，解放资本主义，实现“民权主义”，其实质是变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四篇作者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描绘成漆黑一团，说什么“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屡屡打击和迫害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使“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患上了积重难返的‘精神阳萎症’”；说什么“当权者的错误经济决策甚至荒谬透顶的决定”是“中华民族当代灾难深重的根源之一”。第三篇作者甚至把毛泽东关于历史动力的科学论断说成是“唯乱史观”。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南方周末》“世纪感言”第三篇作者，即为中华世纪坛撰写铭文的先生在引述经过他人指点已作了修改的铭文后写道：“考生呈上试卷，专家请赐点评。余兴未尽，握笔再思。是什么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千年万载实践证明，动力有多种，其中文化与科学是重要乃至主要的动力。可叹大半个世纪以来，吾国竟将动乱连绵的农民战争当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这种‘唯一’论，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乱史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前奏！”这段话显然是针对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同志于1939年冬合作写就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小册子中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里的一个观点而进行批判的。那里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2卷第625页）这段话，是由当时在延安的其他几位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是真正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非常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只要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是不会有什么怀疑的。然而，在进入2000年的前夕、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稍后就要出席举世瞩目的中华世纪坛隆重庆典的庄严时刻，那位为中华世纪坛撰写铭文的先生竟然在一家很有影响的大报上发表声明和宣言，说这段话“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乱史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前奏”！不知其居心何在。人们自然会问，这是不是有意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共产党人发出唯恐天下不乱的、咄咄逼人的挑衅！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等人的这段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它是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地主与农民这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哪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在中国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紧接着，它分析说明了这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科学论断，同时指出了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局限性，也附带说明了地主阶级在促进历史发展中由主动转化为被动以致反动，成了革命的对象。这难道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乱史观”吗？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难道不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客观事实，而是由后来人们主观臆造的吗？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页）这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各个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权威性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权威性论断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毛泽东等人在1939年冬论断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从未说过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这样的话。这显然是那位先生有意捏造和强加于毛泽东的。在由其他同志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就已阐明了“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这里所讲的全部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的伟大成果，当然是指所有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以及各方面的杰出人物共同创造的。毛泽东并没有说过中国历史只是“几个农民起义领袖”创造的。毛泽东在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两年多写就的《矛盾论》中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因所起的作用。它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303页）人们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就会明白，那位先生所捏造的言论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和不攻自破了。

    一般说来，从事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和从事文化艺术的创新都属于复杂的脑力劳动或脑体结合劳动，在相同的时间里，它所创造的价值要数倍地大于简单的体力劳动。像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胜过普通人千万倍。所以，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从推动历史发展的因果逻辑来说，若把科学技术归结为第一生产力，那就不恰当了。因为科学文化艺术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它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属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是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先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然后才有科学实验活动。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物质基础、动力和创作源泉，也是科学文化艺术能够发挥作用、产生社会价值的必经途径，所以，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活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兵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就拿中华世纪坛的建造来说吧，当然首先是社会历史需要才促使科学家、艺术家们构思、设计；但若光有设计，而没有领导支持、资金来源、各种必需的建筑材料和参与建筑者的劳动创造，那是不可能建成的。若没有撰写铭文所需的石碑、没有雕刻匠，撰写铭文就失去了依靠；若没有劳动人民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品以及研究铭文的材料、工具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文字，要具备撰写铭文的能力和发挥撰写铭文的作用，那也是不可设想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发明，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社会整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所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否承认并坚持这个原理原则，是鉴别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水嶺。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否认每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社会是由前仆后继的无数个人所构成的，若没有每个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社会文明。然而，社会并不是由各个人的简单数量相加所构成、所创造的，而是人们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发生的错综复杂而又有着内在矛盾规律性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因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巨人作用，而巨人则是时代的产物。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和智慧相比，巨人的作用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科学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它只是历史发展长河中后浪推前浪的潮流和盛开的花朵，而不是历史发展的源头和根本。推动历史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源头和根本力量乃是直接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给予充分肯定，但要注意分寸，不要讲过了头。若过分强调科技文化工作者的作用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以致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若持这种观点，那就绝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若用这种唯心史观去否定、反对唯物史观，那就会把人们的头脑搅浑，把社会思想搞乱，因而真正成了“唯乱史观”。总而言之，把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加以曲解，然后给它扣上“唯乱史观”的大帽子，然后说它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前奏”，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是有意强加于毛泽东的。这武断的声明、宣言、宣战、挑衅，除了会给社会添乱外，是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的。这是那位先生自己抱着“唯乱史观”去看待、去评价唯物史观所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

    人们从《南方周末》“世纪感言”的策划，采访对象的选择、发表时间的选定、同一栏目集中表达的政治内容中不难看出，他们到底想要向海内外华人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想把21世纪的中国引向何方了。

                                              200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