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也是一个有名的隐士。他的生平出处，在晋、宋易代之际，是否与当时政权不合作，即关系到所谓"名节"问题，长期引发争论。 如著名学者梁启超与陈寅恪，就曾发表截然不同的见解。对这场学术争议进行深入 探讨，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我认为会有所启迪。 这场学术争议是从《宋书·隐逸传》中一段话引起的。文中说到陶渊明"自以 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 其志，并为训戒，又为命子书以贻之。"其后萧统著《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 传》均有类似的记述。 　
　　《宋书》这段记载，引起后人争议。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 中说：
　　萧统作陶渊明传谓"自以高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复肯仕。"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 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指陶渊明集)《感士不遇赋》的序文说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梁启超这段论述，引起陈寅恪的强烈反对。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除阐述自己的观点外，还对梁氏直接提出批评。 　
　　取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及阮籍与渊明比较，则渊明之嗜酒禄仕，及与刘宋诸臣王弘、颜延之交际往来，得以考终牖下，固与嗣宗相似，然如《咏荆轲》诗之慷慨激昂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张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族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是我们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梁、陈对陶渊明思想的评述，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唯陈氏批评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这恐怕不是单指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也是他对梁氏本人的看法。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深表痛惜，他写了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其中有下面几句："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这几句诗明显是批评梁启超的。 陈寅恪对梁启超的批评，他们清华的学生周传儒有点不同看法。他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认为梁氏有"尊师重道"的美德。说在"1926年，康 为逝世，新会(指梁启超)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来会吊者，叩头行礼，有如孝子。然而复辟之役，则义正辞严，加以讨伐，公私分明。" 　
　　从陈、周师生两代的不同评价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变，以及道德观念的变化。寅恪先生毕竟是生于清末的人，对于"三纲六纪"的伦理，尤为重视。但他又是具有深邃的史学观念的人，已经懂得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中来考察"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明知其作为中国文化之抽象理想境界很难实现，只能坐视其销沉沦丧王国维的悲剧，也是他心头的隐痛，这应当是他在各种文字中经常流露出悲感惆怅的原因。 　
　　我认为了解上述梁、陈二人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他们评论渊明不出仕当世问题 现分歧的原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陈氏批评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的志尚行动，这样分析是对的。梁氏说"宋以后批评陶诗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 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无疑是"夫子自道"。梁氏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都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问题。所以他认为争论渊明是否出仕，要说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就未免把他小看了。同样对梁氏的出仕，要是争论在清朝还是在民国，也未免把他小看了。 　
　　这里话也得说回来，陈寅恪这样批评梁启超，其实也应该反躬自问，自己是否也是这样。陈氏引王国维为同调，但两人际遇本不相同。王氏曾受清室知遇之恩，而陈氏13岁起即往外国留学，从未在清政府中任职受禄，他所以有怀旧之情，可能 他家世有关。他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曾授吏部主事。父子二人均参与变法维新活动，也是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陈家曾受到清廷的处分，但他们恪守封建社会中臣子的道德规范，清室易代后，不再出仕新朝，陈寅恪大概受到他先世家风的影响。 关于"耻事二姓"问题，陈寅恪是通过王国维的例子，并提高到理论上说明。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他认为王国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里是说，王氏殉道成仁，并不是为某一个人或一件事，他要遵守的是所谓"三纲六纪"的封建纲常原则，并被升华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但当时忠君的纲常原则已走向没落，陈氏亦承认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所以他最后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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