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笔者曾参与某个与历史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由于会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涉及了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果不其然，在开放讨论的时间里，黄氏顿时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黄仁宇」这个名字的确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当然，不令人意外的是，讨论场上的热烈发言，清一色都是抨击和嘲讽。其中的若干言词，笔者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比方说，某位学者讽刺地说道，「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也有学者斩钉截铁地断定，「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是学术著作，他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按理说，这些学者应该会进一步给出这些评价所持的根据，以便为我们解惑，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这类断言背后的原由，而仅仅是断言，不多也不少。
　　或许，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作品毋庸获得严肃对待；或许，是基于其它我们不得而知的原因。然而，前者酸溜溜地借着畅销通俗作家来做比附的说法，纯就黄氏作品的销售数字观之， 1 这一点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但不可否认，这句话里头确实夹杂着恶意中伤的意味，绝对不会有丝毫恭维的意思。后者的言论，其意思当是指，学术性的历史著作不是这么写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立场推断出其背后的两点预设：其一，正规的历史论着应当是分析性的、专题式的作品，至于文字上的运用理应保持「超然中立」，也就是说，必须使用冷冰、干燥、「貌似中立」的修辞，藉以营造出某种客观的效果；其二，「叙事」和「虚构」是小说家才会有的手法，亦即，那是文学家的书写方式，而不是处理「真实」（reality）的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这类预设所反映的可说是当时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是学界默认的规约（doxa）。

　　十年的时光过去了，黄仁宇也已作古；不过，其遗留的作品以及提出的议题，至今还是犹有余韵。那么，「黄仁宇研讨会」的举办，除了带有纪念、缅怀的性质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学术意义呢？我想是有的。至少，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黄氏的著作甚伙，当然，每一位论者皆可以基于不同的关怀而做不同的探究，进而在这些基础上开展出更细致的讨论，不过，为了避免讨论流于庞芜，本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探讨焦点将围绕在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连上，鄙意以为，那是该书所遗留的重要课题之一；至于具体的内容探究则是以下述的子题进行：「一种新的旧史学」；「历史书写或历史小说？」；「黄仁宇的遗产：历史叙事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