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天则年会邀我首先发言，我发言的题目叫做“什么是启蒙？”，其中论证从康德谈启蒙的意义到后现代思想家如福柯谈启蒙，尽管意图各异，思路万千，基本态度却还是同一的，那就是对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是任何社会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的立场，否则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意义。
　　
　　 1998年9月天则经济研究所与《读书》编辑部主持戊戌变法失败百年祭，特约王元化先生首先发言，无独有偶，先生发言谈论的题目又是“启蒙”。有感于知识分子普遍的失落，普遍的无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普遍的社会道德瓦解，王元化先生指出我们尚若能够做到当年胡适先生讲的“不降身，不辱志”，已经很不容易了。
　　
　　 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必须坚持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呢？难道不应当首先分清主流意识形态的孰好孰坏并且支持好的批判坏的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分清是非，明辩好恶，这只是知识分子之为普通人的立场，而不能成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社会若想健康地存在，就必须有一批叫做知识分子的人，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上，对社会主流保持距离从而保持批判的态度，那些不愿意如此远离主流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幻想着“大隐于市”，身在朝中仍能批评朝政，这个办法或许在古代中国有洁身自好的功用，但在现代社会却是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风牛马不相干的。
　　
　　 所谓“主流”，就是社会多数人的看法或者立场或者既得利益。主流总是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相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的。假如人类社会生存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假如永远不必担心灾难从不知何处降临，那么人类社会或许没有必要保护哈耶克所说的那些“匿名的少数”，社会尽可以把持有不同见解的少数分子一网打尽，舆论一致，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这是幻觉，人类生存境况曾经非常严酷，并且正在变得越发严酷，为了在最大几率上能够应付未来的变局，社会应当鼓励每一个个体在每一个可能的方向上探索和生活，应当尽量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里的风险，人类知识的积累是典型地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在知识边缘处对知识的探索可以在无数方向上进行，人们天然地倾向于沿着知识传统的主流方向进行探索，从而节省了许多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力气。不过，这样一来便极大地增加了走进死胡同的风险。所以，为了知识的繁荣，人类社会应当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方向上探索新的知识。
　　
　　 主流的立场总是最容易坚持的立场，也是与名誉地位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立场，不论这个主流立场是正确的，好的，高尚的，还是错误的，坏的，卑劣的，它绝不应当是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立场，尽管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他在特定场合作为普通人可以坚持特定的主流立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可惜这样的人很少，应当在自己的观点变为主流观点的时候，离开自己以前的观点并且对之采取一种更加批判的态度，不如此就难以“边缘化”自己。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他们的理想和践行不是典型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践行。当他们所主张的“道”成为主流的时候，他们往往愿意由“士”进入“仕”的角色，做官，辅佐君主；当他们的社会主张被社会抛弃的时候，他们喜欢采取“世无道则隐”的态度，这样的践行不是对社会的积极的批判，而是消极的批判，它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自于道德的感召，它寄希望于社会成员内心潜藏着的道德意识。这固然是社会演进的一种可能性，却正在日益被现代的演进方式取代。
　　
　　 现代社会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形态，这是因为受到现代工商业的影响，人正在成为积极的、人世的和高度依赖于他人行为的人，那些不在场的话语越来越不能够为人所知，隐居越来越形同自杀。另一方面，现代性涵义之一就是传统道德的失落、教育正在被重新构造，而教育的教化功能正在被专业化生产“教育产品”的功能取代。人生越来越成为美术的，而非艺术的。面对如此局面，知识分子的功能只有通过对社会采取积极的批判的立场才有可能实现。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当然具有当代的人文关怀，然而这还不够，为了使这种人文关怀不流于刘小枫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自恋性话语”，他还必须入世地批判主流意识形态。
　　
　　 最后，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呢？试图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感召”固然是一种可能，如上述，却很可能是虚幻的可能。事实上，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在于其内心常常发生一种高扬人性的冲动，或许我可以把它叫做“知识分子冲动”(凯恩斯描述性地提出过投资者的“野兽冲动”)。正是这种内在冲动把知识分子带到他天职应守的位置上去。
　　
　　 任何一个能长期演进的社会，总有少数社会成员，他们的功能是对社会实行批判，使社会不至于茫然走进死胡同里去。而社会的多数成员，由于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成功，盲目地落入汤恩比说过的“文明陷阱”内，将原本成功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变为真正“教条”。在这一意义上，哈耶克讲过的“少数的匿名者”，他们是一个社会的真正的“贵族”。而多数人则是盲目的“平民”。注意，我说的是精神意义上的贵族，不是既得利益意义上的贵族。苏格拉底是雅典人里的“贵族”，而杀死苏格拉底的那些雅典贵族则是雅典的“平民”。哈耶克的贡献在于他告诉我们说：匿名的少数是必须匿名才有意义的。社会不可能预先知道谁将会是拯救社会的英雄人物，社会只能靠了保护一切少数意见的制度来保护那匿名的少数，这是民主制度的真精神。知识分子于是总是少数人，于是总要为维护民主的真精神而奋斗，于是总要对多数人的意见保持疏离。
　　
　　 “启蒙”，它在上面的论述里就等价于“给人以自由”。
　　
　　
　　
　　
　　

摘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http://www.unirule.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