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的特色
　　 （二）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三）民族的凝聚力与历史认同
　　 （四）结 语
　　
　　（一）中国历史的特色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许多特色，为今日许多号称文明先进的国家所没有。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曰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1］
　　
　　钱氏之论，言简意赅，我们还可以做以下的申论。就时间悠久而无间断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2］，中国历史则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革，但前一朝代的历史为后一朝代所继承，所以历史和文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中间虽有少数民族和域外文化的进入，但都与主流文化融和而成为新血轮，近世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3］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史学发达，史籍丰富。远在殷商时代，即已有史官的设置，《尚书·多士篇》说：“惟殷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近代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殷商以后，历代以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自西汉伟大史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后，这种体例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成为此后专记一个朝代的“断代史”通用体例。其他史书的体裁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有专记典章制度的文化史，历代累积的史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光是一部二十五史，就有令人“不知从何说起”之叹！中国史籍之丰富为今日并世各国所不及。梁启超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4］，并非自夸之词。
　　
　　中国古代的史官和历史学家，除了记录历史和著作史书以外，更具有正直的性格与批判的精神，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5］，这是中国历史独具的特色，为世界各国所未有。
　　
　　（二）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历史是否有用，在现代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受到了怀疑，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功用是被肯定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历史具有“垂训鉴戒”的功用。例如《诗经·大雅·荡篇》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西汉贾谊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6］；唐太宗的名言：“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7］，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近代学者，则深切了解，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之功用。“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这是钱穆先生语重心长之言。［8］
　　
　　除了上述以外，历史显然有保留“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功用。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历史的功用，所论甚多，有关这方面的名言名句实不须逐一列举。我们需要注意的应是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现代许多人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系是对历史知识的性质不够了解之故。笔者曾经指出，就中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它的性质至少具有以下三项特征［9］：
　　
　　1．历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清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10］”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不须多言的。有关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时人论者巳多，但在实施上，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奋斗的经过、文化上光荣的成就，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努力。这样，民族精神才能落实，以往中学的历史教学即特别强调这一点。
　　
　　2．历史是文化陶冶的科目。西方学者指出：“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具有中华文化的气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3．历史教学具有公民教育的性质。培养健全的公民，应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常说教育为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各国的公民教育具有历史背景与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文化和立国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1］。公民教育既不能从国外移植，所以必须在本国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生根，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可以想见了。
　　
　　历史科的性质既如上述，所以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这与语文、数理、或技艺科目，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顾。总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立场的一门学科。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用”似指现实生活中立即的“应用”，当然是错误的。
　　
　　根据学者分析，“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它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并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趋向完善。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12］。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著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的立场的。例如以三国的历史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的同样一件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同样的历史事件，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著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实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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