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校样，读到韦庆远的一篇札记，考证明代黄册的流散，文中说清初黄册已成废纸，由官府按斤低价售卖。170万册一朝散尽，残存至今者极少。今天能见到的若干种都成了宝贝。类似的事从古到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顾颉刚在〈中国辨伪史要略〉（《崔东璧遗书序》）“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一节中列举了从甲骨到民初卖八千麻袋内阁档案、蒙藏院档案售与贩子作包糖纸诸事，黄册散失又是一例。
　　　　
　　国人历来自诩重视历史，不过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重视的只是成形的”史书“，并非原始”史料“，且有销毁“史料”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大量的各种簿册、文书，可谓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正常方式保存至今的只有清代的中央与个别地方官府的档案，且前者民初还险遭变卖。残存的少量明代档案也是因修〈明史〉而幸存。如今见到的早期的文书档案或出自垃圾堆（如西北的汉晋简），废弃品（长沙三国吴简、敦煌文书）、或因移作它用而遗存（吐鲁番文书），传世出于无意。有意放入墓葬中以求遗之后世的多为典籍或实用手册（日书、历谱），文书档案极少（凤凰山、尹湾汉简）。从汉代情况看，当时已有定期销毁文书的制度，除存档的”故事“外，绝大多数文书13年左右销毁一次（见〈汉代官文书制度〉），后代制度相去不会太远。”文书档案“与图书典籍不同，后者数千年历经”十厄“，不少亡于兵火；前者则多被主动销毁。另一方面，中国人又编撰了数量庞大的”史书“，举世无双，似乎在”史书“完成后前代的”史料“也就乏人问津，逐渐散毁，颇有得鱼忘筌之意。唐初保存次前代文书档案仍有不少，如《隋书·经籍志二》所载的前代“起居注”、“故事”、“仪注”等，待诸史问世后，”价值“消失，束之高阁，存亡与否也就无人关心了，能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也非完帙。地方文书早就化为灰烬或移作它用而消失了。中国多数朝代是“史书”出，而“史料”亡。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惩恶扬善”，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且体裁固定，无法全面传达时代信息。而属于“无意史料”的文书档案却被主动销毁，使后人难以真切地接触过去。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在实现编史的目的上，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
　　　　
　　相比之下，西欧人在近代以前史学萧条，却更乐于保存”史料“。现在可以看到不少9-10世纪的折叠式登记册，修道院的奴隶清单等，意大利梵蒂冈现存的系统教会档案至少始于13世纪，不然拉杜里无法完成〈蒙塔尤〉。与此相应，西方汉学家较之中国学者更重视“档案”，研究和利用明清、民国档案的洋人要远多于国人，成果也每每反响强烈，如黄宗智、孔飞力（PHILP COHN）的大作,这大概也是文化的遗传吧。
　　

　　摘自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