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沿海企业因成本全面上升和资源分布格局的变化开始向西转移扩张。这对于缺乏投资而改革与发展滞后的内陆地区有促进发展和改革的双重意义。沿海由此为新产业发展让出空间，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中西部则因要素注入而得以加速企业改革和发展，缩小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和角色均应作调整，以方便和鼓励产业向西转移。

关键词　沿海 企业 资源 成本 转移 中西部地区 发展 改革 收购/兼并

分　类　中图法 F2

1 沿海要素转移与企业成本上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产权购并而实现资产扩张。其中突出的特点是，沿海优势企业向中西部的扩张。据不完全统计，1996 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5 省区与东部省份以资产重组为特征的企业间合作项目就达 4000 项左右，协定金额 135 亿元。上海工业企业在 1996 年的 100 项东西合作项目中，控股和参股者就达 91 项。青岛啤酒出资控股西安汉斯啤酒；海信控股贵阳华日；深圳康佳在东北、华北的参股、购并等。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产业重组而产生的产业西移，如蔗糖业由广东向广西、云南的转移；上海粗纺业向新疆的转移以及国家纺织总会安排的沿海 2000 万锭纺纱能力向中西部的迁移等。值得注意的是，沿海的乡镇企业也出现在向西转移的行列之中。

　　这种现象出现在 90 年代有其必然的原因：①相当多的上市公司资金充裕，非上市公司中发展迅猛者都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②新的企业改革政策给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也给优秀国企提供了扩张的机遇；③政府对计划价格的放松和基本废除，使要素成本上升加速，竞争加剧，对高物耗、高能耗、劳动力密集企业产生很大压力。低效产业因为出现总量过剩而面临重组，给优秀企业的扩张提供了目标。

　　产权购并和要素西移有深刻的区域经济失衡的背景。因为，企业成本的剧烈上升是沿海企业向外地迁移的主导动机。

　　深圳三来一补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大量迁出深圳，在 1995 年 1 月，导致深圳市厂房闲置 255.6万m²，闲置率达 30% 左右，可见其产业向外迁移的规模。上海情况也类似，为此，计划到 2000 年投资 150 亿元，将上海传统工业向外地转移 20%，为新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同时，为恢复上海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将产业向外地扩展，要让大集团外地的资产占总资产的 15%，其在外地市场的销售额占在沪销售总额的 10%。这些措施，预兆着中西部会得到来自上海的资金技术转移。为降低发电用煤的运输成本，山东电力集团在山西潞城合资兴办鲁晋王曲发电公司，总投资额 77 亿元，山东各方占 75%，山西各方占 25%。所发电力通过电网东送进入山东电网，从而改变了山东以往靠长途输煤发电、发电成本高的局面。而山西则以 1/4 的投资和自己的原料，就获得了一个大电厂的就业和税收。沿海粗纺业几乎全行业亏损，不得不整体向中西部迁移。

　　企业成本上升而造成的问题，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所以沿海的高物耗和高能耗、劳动力密集产业开始迁移到成本低的中西部经营以减轻压力。

2 成本上升与我国资源分布格局

　　沿海企业陷入这种成本高涨的困境是有其经济地理和体制原因的。

　　从资源分布来说，沿海地区经长期开发，资源已近耗竭。据深圳国有资产办公室主任李黑虎研究员和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述实研究员的调查，沿海省市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在 10% 至 30% 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多在 50% 以上。

　　铝、铅、锌、锰、锡、镍、钒、钛、钴、稀土等矿产产自西部省区的比重在 33% 至 98% 不等，除铝之外，其余均在 50% 以上。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至天山山脉一线以及西南的贵州，仅西北 5 省区及内蒙古的煤炭资源就占全国预测储量的 60%，而新疆煤炭的远景储量达 16000亿t，占全国的 37%，居全国第一位。在水电方面，从中国的第一台阶青藏高原到第二台阶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落差大，河流比降大，水能资源极为丰富，储量达 57998万kW，占全国的 85.5%，可开发的为 29091万kW，占全国的 81.4%。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有 7 个在西部，共包含 58 个梯级电站。

　　在农牧资源中，新疆的棉花和甜菜，广西、云南的甘蔗，内蒙、青海和新疆的羊毛，云贵高原的烟叶，云南、广西的橡胶及亚热带资源，对中国轻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粮食生产格局，在 90 年代初长江以南 14 省区产量占 58% 左右，而到 90 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为 54% 左右，从而导致南粮北调的格局完全逆转。

　　在石油工业方面，大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连连发现大型油田和气田，使大西北成为中国石油工业 21 世纪的希望。

　　相形之下，东部沿海资源状况就极不乐观。江苏省原领导人陈焕友指出，90 年代初，江苏的工业物资，如煤、钢、木材等均靠从外地调入，国家计划调拨量仅分别为 20%、10% 和 3%，其它要靠市场调节；无锡、苏州一带工业发达地区所需原材料的 95% 以上要靠从外地购入；浙江、福建和广东概莫例外而尤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采取低价调拨中西部原材料的方式满足东部加工工业需求，产业布局的区域分工特点突出：沿海以制造加工业为主，而中西部以资源产业为主。资源产品的国拨价与国际市场价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资源生产和资源利用的地理格局错位。

　　以甘肃为例，1993 年其加工工业与能源原材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大约为 2∶8。因为在 1952～1980 年的 28 年中，在甘肃工业化过程中所获的中央投资中，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大中型骨干项目与非重点的中小型项目之比大致为 3∶1，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轻工业比重仅为 4.52%。中西部其它省区的产业结构状况与此大致相同。

　　这种格局突出中西部资源丰富的区域优势，与沿海的加工业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分工。这本无可厚非，只要价格体系并不太歧视资源类初级产品。但是正相反，据统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十余年中，甘肃所产原材料 90% 以上被指令性低价调往省外；同时，又不得不以市场价调入外地的轻工业产品和消费品。这种双重利益损失在甘肃就达数百亿元之巨。仅在 1989 年，甘肃的煤炭、石油等产品外调，低于市场价格的差额就达 12 亿元。青海省情况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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