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彻底的（即走火入魔的）后学敢于否定现代化取向，甚至对「进步」这个观念加以质疑，那么，除了挑明价值立场的不同，是否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呢？不是。后学最爱以「挑战」、「叛逆」自我标榜，所以我们可以就「批判性」进行对话和讨论。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判」都具有褒扬的含义，后学引为自傲的，是它对当代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它谴责的是无批判地接受，称之为投降。问题在于，批判的正面意义，来自于批判者对自身所处传统的批判，也就是说，批判应该是自我批判。在西方，不论是卢梭、康德、费尔巴哈，还是尼采、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批判的矛头所向，都是自身所处的社会或思想、文化、宗教传统。在中国，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是因为批判中国本身的传统而为新文化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我们能否设想，严复会因为批判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而彪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特徵之一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弃旧图新、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尽管有先辈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但中国社会还未建立起像西方那样的自我批判机制。1949 年前后的执政党，都对批判采取压制态度，把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者称为「外国势力的走狗」。从50 年代起，大陆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批判传统，这就是：一批知识份子，批他们「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二批外部思想文化，批「帝修反」，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在此期间，西方社会借助于科技革命和自我批判、自我调节变革，不断发展，我们则充分利用西方的自我批判、自我揭露，以证明其腐朽性和自己的优越性。

    中国的后学家们应当反思一下，你们的批判是符合卢梭、马克思、后现代传统，中国五四的进步传统，还是50 年代以来的另一种传统？

    批判精神之所以可贵，批判者之所以可敬，是因为批判往往是吃亏甚至要殉道的事，而决不是讨巧的事。当然，也有人采取这样的立场：批判那些可以批判或允许批判的对象，不批判不准批判的对象。徐贲把这种态度称为「舍近求远，避实就虚」，说得准确。

    从70 年代起，中国的批判开始从畸型走向正常，80 年代在不完全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理性的时代、批判的时代。现在有人想否定80 年代的批判精神，说那是「在『启蒙』话语中沉缅的知识份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说这话的人忘了，80 年代的批判，起因于执政党中进步的改革力量批「凡是」派，拨乱反正，批判的大部分的内容是用马克思主义中较有生命力的因素批判陈腐的、僵死的教条，这种批判的话语并不现代，但价值是始终无人否定的。至于西方学理的大量涌入，对一个封闭了几十年，急欲睁眼看世界的社会而言，既是正常又是必要的。说这话的人承认中国知识界在80 年代关于「现代化」达成共识，但又说形势的变化使人不得不抛弃旧的框架，而采用适合于「后新时期」的「后现代批评」。风向巨变，到底是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还是另有原因？另一位后学者说了一句公允的话：「『六四』之后官方的政策却无情地剥夺了知识份子的『社会良心』的话语权。」一方面是现代性话语被打下去，另一方面应补充的是，为清算「动乱」思想根源而批「全盘西化」成了体制性话语，后现代批评躬逢其盛，不负天赐良机，「灵活平和」地去「阐释中国」。不知道可敬的「后」朋友们为何不这么做：为了避配合之嫌而清高地暂时沉默一会儿？

    三结束语

    最后，本文想不加论证地建议一种立场、表明一种态度，它不是唯一正确的或最好的，但肯定不坏，相信坚持它会经得起生活和历史的检验。

    一，不论对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旧传统还是新传统，不论它们延续了多少年，在自己有生之年是稳固还是会衰落，都不要盲目尊重和遵奉。比传统更重要的是理性的价值标准，普适性的标准确实存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作为「金律」以类似形式存在于人类一切宗教和民族之中。

    二，始终坚持独立的观察和批评立场，不论批评的对象在朝还是在野，属于甚么派别，处于甚么地位，就像梅德维捷夫不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叶利钦时代都是批评者一样。

    三，可以把宽容、思想与言论自由视为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它们的实施不需要额外的努力，只要不蓄意压迫和剥夺就够了，珍视和捍卫它们既是最保守的，也是最自由的，因为它们具有永恒、普遍的价值。基于此，奋力争取它们的激进态度是值得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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