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存在保守思潮，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中国目前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保守思潮（或有人主动打起保守主义旗号，或有人被动地被贴上保守主义标签），也是不奇怪的。但在90年代的短短几年伫，各种牌号的保守思潮、各种面目的保守倾向交替出现,关于保守与激进的争论持续不断，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80 年代，改革与保守的两极对立是简单而清晰的事实，那时革与保的分野不但存在于思想文化界和社会上，而且亦存在于各级执政机构，甚至最高领导之中。而在90 年代，再用当初的标准来判断一项政策、一个人物的倾向是否保守，就不准确了。另外，体制内和官方舆论工具不再表现出革与保的争论，或至少不明显，关于保守思潮的争论全然在民间文化空间进行，其范围和影响是大大地小了，但内容却明显地丰富了。

    90 年代的讨论复杂多变，扑朔迷离，原因是保守思潮的形式和内容有多种，而且没有一种是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中的标准牌号，全是中国特殊国情中的亚种或新形势下的变种。我认为，在参与讨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前，应当首先弄清新保守主义问题的语境特徵，这也是避免和澄清前一阶级讨论中混乱的必要步骤。

    一大传统和小传统

    在1992 年的那一轮讨论中，姜义华、王绍光对于甚么是保守，给出了明确而具体的界说，而在发端于1995 年初的这一轮讨论中，没有人清晰地阐明「保守」究何所指。本文愿意首先给出以下暂时的、相当粗糙的说明。

    「保守」是对既成权威和现成秩序的一种态度，它宁愿维护而不是批判和变革；在一定要变的情况下，它表现为对变改的方式和速度的一种主张，它宁愿小变、缓变，不作根本性变革。

    这个说明显然过于笼统，但太明确和具体就没有大体一致的标准，难于在同一个话语系统中交流。而关于「保守」的争论，一些根本分歧正出在对同一抽象原则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方面。

    应该说，中国知识界关于保守以及激进的理解，来自西方历史和政治思想史，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标准的、经典的事例，五四运动也可以当作范例。在这两例中，守旧和革新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而且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基本上是连通的，划分较为简洁整齐。现在的问题是，传统、权威、秩序随著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由一元变为多元，分解成新的和旧的，大的和小的，世界的和地区的，等等，不论人们其初衷和价值取向是想保还是想变，其对象都可能迥然相异，甚至互相对立。我认为，相当一部分立场错误和理解偏差，都是由于错位引起的，下面仅列举和剖析几种最常见的错位。

    第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的错位。革命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由于革命，原有的权威被打倒，秩序被瓦解，对于思想文化的革命而言，旧传统之中会生出新传统，对于政治革命而言，旧传统被破除之后会形成新传统。对于宣称尊重传统的人来说，就出现了认同对象是哪一个传统的问题，是历史更悠久的老传统，还是取而代之的新传统？具体到中国，我们有延续几千年的，以儒家文明为主的老传统，也有「反封建」胜利而形成的新传统，与前面的大传统相比，后者只算是小传统，但它在意识形态上有80 年来的历史，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说它也形成一种传统并不为过。余英时和李泽厚都宣称自己的立场是反激进主义，尊重和维护既成秩序，但他们对大陆现体制的态度却正相反。原因在于，余英时认同的是大传统，他把新体制视为激进主义反传统的产物，对他而言，支持彻底改变新秩序的「激进」与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矛盾。李泽厚似乎更想追求理论和观点的一贯性，他既然要把立论落实到反对变革现体制的激进，就对中国近代史一以贯之地采取反激进立场，但现体制却是由激进革命而来的，这样维护现状倒有挖祖坟之嫌，于是本想抬轿子，结果挨板子。

    大传统套小传统的现象还可以延伸重复，文化大革命就是生动的一例。革命秩序建立17 年之后，不论是因为权力争夺还是政策分歧，毛泽东要打破17 年的传统和秩序，鼓动红卫兵向各级党组织进攻。那时站在党要一边的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而冲击和打倒党委的叫造反派，国外叫激进派（radical ）。各级党委和保守派不知毛的意图，认识上发生错位，他们的逻辑是：既然现存秩序是革命的，对之造反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第二种，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之后发生的错位。革命党在「破坏旧世界」时，往往要倡导「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正义、人民至上等主张，在取得政权之后，有的革命党很快改变方针和意识形态，于是我们经常在教科书上读到：「大资产阶级当政之后，迅速从革命变为保守」，这是对上个世纪欧洲革命的描写。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革命传统备受珍爱，因为那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对五四、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赞颂，长期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论是在1957 年、1966 年，还是在1989 年，这种教育都成了学生反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源泉之一。1989 年学生就反覆引用毛的话：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识上的错位发生在官民双方：一方面，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体制内无人敢理直气壮地否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个论断；另一方面，许多学生直至中弹前，甚至中弹时，还不能相信果会发生「镇压学生」的事。这种认识错位在大风波之后得到了矫正，现在五四、一二九纪念日不但没有隆重庆典，反而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代替了「同学们，起来」的口号，而学生中也很少有人视自己为那两场运动的传人。

    第三种，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的错位。对同一事物、同一人物是保守抑或激进，论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往往是一方在文化层面看问题，另一方在社会或政治层面看问题。比如，余英时和姜义华对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或激进有针锋相对的观点，原因基本上是视角不同。余是从思想文化的主潮著眼，姜是从社会力量角度著眼。对胡适的评价也会有这种分歧，从反对传统文化，推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看，胡适是激进的，而从政治上的改良态度方面看，尤其对国共两党斗争所持立场方面看，胡适是保守的。所以很长时间有一种怪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骂胡适激进，而大陆的政治批判则骂他保守和反动。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评价也有这样的问题，海外人士著眼于文革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称文革的酵素为激进思潮，而大陆人士则强调其「封建余毒」的因素，认为指定接班人、呼「万寿无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源自马列主义，而是封建传统的基因在起作用，这个视角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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