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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ICP备05008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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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36:15
我们在这里实际可以立即看出从康德的“自由”到福科和德勒兹等人的“自由”线索了。可以说福科等人是将康德的第一层意义上的"自由"更加激进化绝对化，同时却根本否定了康德第二层意义上的"自由"。在福科等看来有选择自由的人选择的绝不是"权利"，而是"权力"，选择的绝非正义，而是统治。因此任何以普遍立法名义开展出来的权利或正义只能是掩饰压迫和非正义，因此自由的唯一可能就是彻底坚持第一层意义上的"自由"，即彻底地“独立”于任何肯定性的法律或正义等等，因为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对自由的压迫。福科在评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著名文章中将自己与康德哲学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事实上福科作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第二论文就是翻译康德的《人类学》，康德哲学因此本是福科的基本学术背景）。他说康德一方面主张启蒙、批判、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先划定一个范围，规定在哪些方面“理性的使用”是“正当的”（legitimate），哪些则是“不正当的”（illegitimate），生怕出现“越轨”（transgression），但在福科看来，今天的“批判”就是要尽一切可能“越轨”。福科的“人文科学考古学”首先就瓦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康德以普遍性为前提的?
⒎ㄖ魈逶诟？颇抢锸遣豢耙换鞯摹８？频热说淖杂梢虼俗匀灰瓤档侣薅沟淖杂筛浅沟椎淖杂桑缘淖杂桑寰鲆磺型薜淖杂伞Ｒ蛭诳档侣薅鼓抢镏行奈侍獗暇故亲杂扇绾瓮ü晕伊⒎ɡ聪拗谱杂傻奈侍猓？频仍蛉サ袅苏庖蛔晕伊⒎ǖ囊螅磺康髯杂勺魑恢殖沟椎姆穸ㄒ磺械亩疲╨ibido）。为了这种彻底的自由，不但必须否定一切族群、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社群、家庭、婚姻以致性别（他们和自由主义一样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偶性）对个人的牢笼，而且还必须不断否定个人本身，因为个人本身就是分裂的（德勒兹的所谓Schizophrenia），这个分裂可以说就是因为个人只有一半要自由，另一半则总是希求肯定性的建制。因此福科赞扬德勒兹的《反奥狄浦斯》是"非法西斯生活的导言"。确实，那本书将否定性的自由推到了最大的极限，而绝对地否定任何一点肯定性建制。那就是不能有一分一妙的"定居"，而必须"游牧"，不要说定居，就是连阵地战都不能打，而必须坚持打游击战，总之必须作一个彻底的"游牧人"。不太歪曲地说，福科和德勒兹等人恰恰认为真正的自由人应该选择的不是"有法"而是"无法"，如果康德认为选择有法是自由人的道?
乱逦瘢敲锤？频惹∏∪衔≡?quot;无法"才是自由人的道德义务，因为自启蒙以来的一切以自由为名的“立法”在福科看来当然都只是在营造各种"监狱"。
福科和德勒兹等虽然激进，但确实极大地扩张了自由的论域，尤其是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可能危害自由的层面的认识。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近三十年来的主要用力实际上是力图最大程度地包容吸纳福科等激进自由派提出的问题，从而在实际上是大大扩张了自由的范围（例如同性恋的自由，病人的自由，自杀的自由，更不必说女性的自由，少数族的自由等等）。就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补充发展而言，事实上不可否认福科等左翼激进派的贡献甚大。在美国，自由主义与激进派的共同基础因此可以说远远大于自由主义与保守派例如施特劳斯派的共同性，这是因为自由主义与激进派都共同承认上面所说那层康德第一层意义上的"自由"，都强调赤裸裸的个人是最根本出发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激进派毕竟有其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自由主义的根本关切毕竟并不单纯在于自由的个人，而更多在于这些自由的个人如何能组成自由社会和自由国家。而激进派在西方激进政治基本失败以后，事实上把社会国家及其法律、制度、思想、学校等等都看成是先天的恶，因此基本上只关注自由个人，只关心这些自由个人如何否定、挣脱、消解、打破各种宰制。他们最多关心一点所谓弱势团体，这种关心也未必是在这些弱势团体本身，而更多是为了表达他们反社会
控制、反国家机器的理论而已。从道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上讲，两者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必须强调前述康德意义上的两种自由，这两种自由缺一不可，第一种自由使得自由主义可以抽取出它需要的最基本要素即赤裸裸的个体，不受任何外在必然性支配，而是绝对自主或自律（autonomy）；第二种自由即选择立法或选择正义的自由则保证这赤裸裸的个人不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野兽，是能为自己立道德法来约束自己，从而对自己和他人都能负道德责任的道德个体。反过来，激进自由派则基本只讲第一种自由，不谈甚至反对第二种自由。这里自由主义是要先把人变成赤裸裸的孤立的个体，然后再考虑如何把这些个体组织到一个政治社会里。可是对于激进自由派或后现代自由派而言，既然已经是孤立个体，为何还要再加入任何政治社会？从前左翼运动还可以有统一意识形态把大家组织成一个政党之类的，但现在后现代左翼对“权力”和控制的极端敏感和警惕，已经使得这样的政治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某个“特定时刻”到来时大家一起喊个口号，发个宣言，然后赶紧各自分开，因为否则必然要有“权力”和宰制问题出来。这是为什么现在左翼只能是一个学院里的东西。
施特劳斯抓住的正是这个自由主义与后现代共同的东西，即康德意义上这个自主自足的“自由”。在他看来，这个“自由”正是“虚无主义”（Nihilism）的问题。因为这个自主自足的自由实际先把人连根翻起，置于“虚无”之中，然后试图在虚无中再建家园。虽然施特劳斯并没有活着看到"后现代"的流行，但在他那里所谓后现代当然只不过是现代的充分展现而已。用他的语言，就是现代性的第二波（卢梭康德）必然导向第三波（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的特点实际就在于他把自由主义和激进派基本看成是同根生，因此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等同于他对后现代的批判，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他那里批判后现代就必须批判自由主义本身，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必然导向这种走向亦即必然是"后现代"的展开。确实可以说施特劳斯早预见了日后所谓“后现代”的巨浪洪波。纯粹就思想的逻辑而言，施特劳斯在四十年代后期就把握住这一从自由主义到后现代的内在关联，确实非同凡响，这当然主要来自于他对尼采海德格尔哲学的透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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