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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ICP备05008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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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35:57
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乃是与艺术和诗学相对立的，首要地是与Nomos相对立的，Nomos指涉的是特殊的法规、习俗、约定、同意、以及权威的意见等。自然以及由之而生的自然法的观念恰恰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超越特殊人群、地域和时间中的特殊的习俗和规则，转而寻求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和超越的规范体系。“自然法理论与哲学同样古老。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好奇处于哲学的开端，同样在自然法理论的开端处人们发现了好奇”。[10]好奇作为一种人们的思维状态，不同于道德教化和宗教义务所要求的服从和谦卑，它所指称的是哲学所特有的工作意向，这种意向一般而言就是对万物自然理则的理智追问，是一种纯粹的爱智行为，它要求以人的理性检省世界和宇宙。因此，哲学的目标在政治学、法理学和伦理学上就体现为寻求一种超越特殊的地域、人群、宗教和道德的、普遍的公共生活方式。[11]这正是苏格拉底的先行者们所致力的工作。在这之前，古希腊文明的智力状态基本上处于一个由《荷马史诗》所营造的神话氛围当中。政治和法律上的规范与由神话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混杂在一起，而人们赖以生活的社会秩序也想当然地被认为神灵所创，法律被牢固地打上了各种神灵的烙印，并附属于这
些神灵。公元前六世纪，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希腊文明经历了一场以神话到哲学的革命，它导源于“理智”与“神话”之间的对话和抗争。哲学要求并尝试着揭开笼罩在们理性之上的神话面纱，要求通过关于真正现实的概念去解释经验世界。在这场哲学与神话的对抗当中，希腊人很快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他们在研究政治之前先研究自然”。[12]他们差不多硬生生地创造了自然这样一个概念，以之为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与神话对抗。“他们是这个领域里哥伦布。如果没有这首要的一步，他们便不可能向神话思想力量挑战，新的自然观念成了关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13]以这一新的自然观念为基础，自然法的观念同哲学一道诞生了。它与城邦旧有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祖法伦理一开始便处于对峙的格局当中，自然与习俗，即Physis与Nomos的对立一直是古希腊思想的一条轴线。[14]在此，事物的“正则现在已不再为权威所佑护；它们成了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被追问的对象。原初的善与祖法伦理之间的同一被它们之间的基本性区分所取代”。[15]显然，自然和自然法的新观念是哲学的产物，是在人们开始怀疑权威、怀疑城邦生活中旧有的伦理道德，认识到并非怕有的法律都是永恒
的神法，并以批判的理性对之加以全面检省的时候诞生的，它成为哲学的理知追问工作赖以进行的有效工具，成为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按照自然而生活，是解脱粗俗人民的混乱习惯和粗野放纵而达到的较高级的行为规律。人们意识到古老的宗法伦理的可变性，并超越自己的城邦审视其他众多城邦的种种不同的法律和制度，这时激动人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法律？什么是符合自然的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为什么有约束力？法律怎样才能规约人的良心？国家的法律和道德秩序强制力的伦理基础何在？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成了自然法理论的基本问题，从柏拉图时代起，就吸引了几乎所有自然法理论家的注意力。这些自然法理论家所要寻求的是关于法律秩序的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基础，它要求以一种统一的或者说是符合自然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这种统一的标准之所以自命具有普遍效力，并非基于武力，更非基于特定的道德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某些教务，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
有趣的是，霍布斯站在现代世界的开端，站在从宗教文明到世俗文明的转折点上，在与中世纪的宗教文明对抗的时候，他所借助的恰恰也是“自然”的观念。通过塑造一个崭新的“自然”的观念，霍布斯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崭新的生活之道。霍布斯关于“自然”的观念的基本质性尖锐体现在下面的三个点上：
1，关涉到意志问题。在霍布斯的自然观念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政治生活中的初次表达，这个基本特征就是意志（will）相对于理智（intellect）取得了优先地位。真假、对错、美丑都依赖人的激情、人的意志而订，而并不象中古时代那样有着先在的客观、普遍规范。因此，人可以自由地创造所需要的规范，而这种自由创造是以霍布斯的新的知识论为基础的，对此，施特劳斯有过细致的分析：霍布斯的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是非智性的、和机械论的，不存在任何的超越人类的世界动因，霍布斯不相信中古世界的目的论的宇宙观是可能的，“这意味着世界本身不需要目的，因此，仅仅蕴涵在认知中的目的就足够了”（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6页）。这就是说，“认知本身就可以提供必要的目的论原则”（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6页）。这就产生了一个对现代政治哲学有着深刻影响的后果，即，认知与目的的同一。由此，霍布斯所谓的“科学知识”就不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且也有着目的论的意涵，最终也就必然有着价值上的关涉和目的上的关涉，由于这种关涉，认知就必然企望行动。对于现代认识论的本质，施特劳斯给出了一个直接的定义：“去理
解就是去创造。”（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7页，第11个注释），这使我们想起了培根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根据施特劳斯，现代行动化的认识论意味着“对沉思或者理论的优先性的屏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实践的优先性。”（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176note 11）。考虑到霍布斯的思想中深刻的神学背景，这就不仅仅是理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也是意志和理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恰恰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参见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p174--177）。意志先于理智、或者说，权利先于规范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2，关涉到历史问题。施特劳斯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历史问题在霍布斯思想中的作用。在霍布斯早期的思想当中，他似乎脱离开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特性，而对修昔底德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霍布斯从纯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并非尚古的好奇。相反，这一转向是由他强烈的目的论关怀所驱使的。施特劳斯指出：“霍布斯对于历史的增长的兴趣乃是一种对使用问题的关注。”（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89页）。而这是以霍布斯的下述信念为基础的，即，“传统的哲学没有办法对规范加以使用。”（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8页），以及他对“传统哲学格言有效性的系统怀疑”（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2页）和他所作出的“理性无用”的判断（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3页）。初看起来，从哲学到历史的转向似乎是一个从价值、规范、格言、目的到关于事实的纯粹知识的转向，或者说是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向。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霍布斯的认知和知识有着很强的目的论意涵，这决定了霍布斯要在历史的实然当中，而非在已经失效的传统哲学，寻求一个新的哲学的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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