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的人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义的行为是按照道德规律之“应该”行事的，是不计个人利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必然是与利相冲突的。道德行为在其实现的过程中，也可能带来某种利，甚至给行义者个人带来某种利。但行义的人在主观上绝不是谋利的。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但论者多失之一偏：或归义于利；或义利相峙。冯友兰认为，义与利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反相成，可以一致的。有人以为重义必轻利，其实这是不全面的，是不明层次的说法。重义的人不重己利，这是一层；但重义的人，必重他人之利，必重社会之利，这又是一层。冯友兰举例说，孟子见梁惠王，不让梁惠王言利，而他自己却大谈其利。原来梁惠王所谈者己利也，而孟子所谈者公利也。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利。
在义利观上，冯友兰坚持“公利即义”的观点，这使义利之辨具有了现代意义。冯友兰说，董仲舒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言之有理。此话虽非出自孔孟之口，却实能代表儒家思想之精神。这句话是就个人的利说的，就个人而言，不谋己利，不计己功，是道德境界的人所必须具有的觉悟。就社会说，一个人为社会办事，当然要为社会计功谋利，建功立业，这就是忠。对社会的忠，表明其个人行为是行义的。
在道德评价问题上，冯友兰是一个纯主观动机论者，他认为，自然境界的人可能自发地做出道德的事，功利境界的人，也可能以合乎道德的行为为手段，以达到其为我之目的。但他们的行为只可能是合乎道德的，绝不可能是道德的，道德行为必须以道德自觉为前提，没有思想上的自觉，是不能称道德的。因此，在冯友兰看来，人只要有一颗廓然大公的心，就算是进入了道德境界，至于这颗心能否产生好的结果，则是无关紧要的。这种纯主观动机论的道德价值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困难的，只有把动机与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的道德才可能实现。
第四，天地境界。
一般认为，一个人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已经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了。但是，冯友兰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还不是一个理想的人，还有比道德境界更高的境界。这个境界冯友兰称之为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冯友兰境界说的真正用意之所在，也是其哲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哲学观的依据。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在此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只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才是圣人，才具有真正的理想人格。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的人不仅能尽人伦人职，而且能尽天伦天职，即能事天、乐天。也就是说，只有天地境界的人，才深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尽人之性，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来说，天地境界是最高的亦是最佳的境界。冯友兰指出：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区别是尽人伦人职与尽天伦天职的区别，也是道德与超道德的区别，即于社会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与于宇宙中做一个参天地赞化育的宇宙分子的区别。说到底是把人之所以为人者看成是“人之性”还是“天之理”的区别。或者说，道德境界中的人，是以人性的自觉行人道；而天地境界中的人，是以天理的自觉行天道；这样，天地境界的人便有了更广大的胸怀与更高尚的气节，真正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真正成为“天之骄子”。
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看上去很有点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自己也并不讳言。但他认为，宗教可以使人得到一种近似于天地境界的境界，但实质上并不是天地境界。因为，宗教只求人之信仰，不叫人洞察，没有洞察便是无明，无明便是无觉解，无觉解便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以上四种境界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就个人说更不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境界。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人的精神境界，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我之自觉”的过程。冯友兰认为，这里的我有两种理解：一个是自私的小我，一个是大公的大我。大我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主宰，“我”之主宰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境界的不断提高。
冯友兰的境界说是在深刻领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真谛基础上，借鉴西方伦理学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风格的现代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使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审美意义，他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视与挖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启迪作用。境界说的不足主要在于脱离开人的历史发展、脱离开社会实践纯粹从人的主观方面讲人的觉解。
我曾认为，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在人们需要鼓舞斗志的时候，境界说却叫人去乐天知命、素位而行；当敌人的炸弹在他身边不断炸响的时候，他还在思索入圣域的门径。可见，境界说在当时的确是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的，其消极的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境界说对于民族振兴有良好的愿望，却无实际的效果，这正是冯友兰纯动机论的人生哲学的悲剧所在。
经过认真反复的再认识，特别是为写此传而了解到西南联大当时若干学子听了“人生境界说”之后的真实效果，我对境界说在此作出新的评说：冯友兰的境界说，尽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天职，明“哲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之天理，泄“人生的意义在于觉解”之天机，铺“言语路绝，心行道断”之天路。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其最哲学的哲学，鼓动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理论上自成一统，实践中功绩卓著。
境界说在冯友兰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已被越来越多的冯学研究者所认识，已成共识和定论。“实践中功绩卓著”也绝不是一句空话。从大处着眼，冯友兰于抗战期间大讲民族哲学，使多少莘莘学子甚至学院同仁信心倍增，在精神上没有成为亡国奴。就细小处看，我愿以几件小事说明其哲学有“无用之大用”。
吴讷孙(笔名鹿樵，60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曾对我说，他在联大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忽然想到要去拜访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先生的劝导，吴讷孙改变了他的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
吴讷孙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当年在西南联大听过冯先生课的人，大多都愿意在自己苦闷烦恼之时从他身上获得精神鼓舞。此节开头记录了冯友兰、金岳霖两位先生走向课堂的生动场面的郑敏，也向我们透露了她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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