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艺术于是成了中国民间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枢纽。一直为缙绅先生们所不屑的各民间艺术形式，第一次在佛寺中会合了，获得了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机会，其思想趣味因得到佛教的滋养而变得隽永深长，其表现形式因得到艺僧的锤炼而更精巧完美了，艺术的活动也因寺庙文化的日益繁荣而趋于专业化，总之，原本在民间土生土长的粗陋的民间艺术形式，实现了其产生以来的第一次精进和提高：传统文人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志怪因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经变文而演变为唐代传奇，使中国文学史上终于有了真正的虚构性叙事文体；原本流散民间委巷市井的口述传说，经寺院俗讲而发展为专业性的讲唱艺术，不仅遥启后来的话本小说，而且也为中国戏剧的成熟做好了文学上的铺垫；中土固有的百戏伎艺在寺院中与西来的幻术杂技相融合，从而使后世的中国杂技更加绚丽多彩；佛寺法会融本土民间歌舞与西域音乐于一炉，不仅为后世的音乐歌舞提供了丰富的曲调和舞姿，而且提高了歌舞的叙事性和表现性，从而为戏剧的成熟奠定了表演基础；佛寺壁画、洞窟造像，则更在中国美术史上描绘了最华彩的一笔，总之，在中国各门类艺术的历史上，佛教艺术都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原本不登大雅、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正是经由佛教文化的洗礼，才发展壮大、蔚为奇观，并因而引起了上流知识分子的注意而被载于简册，如果不凭藉佛教之势，我们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化艺术将所知更少。可以说，佛教结束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史前史"阶段，而开始了它的有史阶段。正因此故，后世述中国民间艺术或通俗艺术史者，常误认各种艺术渊源于印度或西域，这固因在佛教入华之前关于民间艺术"文献不足之故"，但也是治史者为"尽信书"的文人之癖所误。实际上，佛教对中国艺术史的作用，主要并不再于引西域艺术入中土，而是援民间艺术于佛教。
　　艺术必由艺人所担当。不要以为以寺庙为家的僧尼沙门们只会击鼓念经、托钵游方，他们往往还是身怀绝技的艺人。寺庙艺术固然有民间世俗团体所表演者，但也不乏僧人登台献技者，演说佛理佛迹的唱啭、俗讲、唱导等，自然更非僧人莫为。这就要求僧人不仅应熟谙佛理，而且更要有灵巧的口才、出色的伎艺、优美的风度、高超的道术，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僧人，为寺庙招来香客、看客和施主，从而成为寺庙的摇钱树。佛典及野史中就记载了不少能说会唱、能拉会弹、能歌善舞、色艺俱全、深怀绝技的高僧妙尼，正是他们，为寺庙，也为佛教，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和魅力。要号召俗众，感人以情的艺术远较谕人以理的佛理更胜一酬。
　　因此，不要天真地相信到佛寺献香拜佛的都是有慧根佛性的善男信女。佛教教义，对普通百姓来说，过于玄奥，即使那些通俗化了的教条、信仰，如西天静土、阿鼻地狱、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等等，恐怕也不能让讲究实际的中国百姓真地信服。人们游寺观庙，主要并非出于对佛教教义的信仰或对佛祖菩萨的敬仰，大概除了求签问卜图个吉利之外，就是为寺庙中的遍地风流和满目繁华所吸引。对此，佛家自然也不会计较，只要络绎的香民游客能为寺庙带来源源的香火和财源。全面开放，兼容并蓄，正是东方寺庙与封闭内隐的西方教堂的重要区别之一，其各自建筑物的格局就明白地肇示了此义。
　　在大开庙门、广延众生之同时，富于敬业心和弘道心的僧人们，还云游四方，冲州撞府、走家串户，或讲唱卖艺作道场，或接生送死行善事，则更将佛家文化和精神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每一幽僻的角落。而儒家知识分子却全无此类作为。
　　总之，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化实在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佛教在利用民间文化是为止灌注了佛教精神，而佛教也同时为民间文化所陶冶，变得更适于民间趣味更具民间风情了。佛教，本以禁欲和苦修为要义，然而，在中国，则发展出一系列享乐狂欢的文化事象，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在民间化过程中的奇遇。民间文化本质上是欢乐的、喜剧的、粗野的、诙谐的、感性的，佛教在其民间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民间文化所熏染，佛教美术由初期的疏淡清峻到后期的富贵绚烂，就是此一变化的真实写照。中国佛教文化的这一特点，又进一步影响了佛教教义，即佛学，宣扬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学取代狭隘的小乘佛学而盛行于世，并最终演生中国化的佛学，即禅宗，平易近人、滑稽有趣的禅宗洋溢着浓重的民间气氛，其机锋、棒呵之类，就是典型的平民式狡狯。禅宗是民间佛学，其南宗创始人慧能原本就文化水平不高。
　　汉史亦不乏关于循吏藉民间庆典、土俗巫仪及人生仪式之机力行教化、移风易俗的记载，但在专制政治下，能有此种见识和责任心的官吏实在是风毛麟角，大多数还是应付公务的平庸之辈，甚至鱼肉百姓的苛深之徒。此情由今可以证古！
　　其次，佛学与作为官方政治哲学的儒学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精神哲学。如前所述，儒学是一种官方哲学而不是平民哲学。孔子仁学尚具有悲天悯人的平民情怀，孟子的人格理想已经有了浓重的精英色彩，至荀子专重礼学，发展了儒学中的专制主义因素，已去法家不远，而至汉武时代独尊儒学，儒学已成为彻头彻尾的官方政治哲学，它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而所谓修身齐家，则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的手段而已。汉代儒学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也只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王公大臣及知识分子才有意义，而对个体的私人生活和平凡琐碎的民间生活却无话可说，它离民众生活很远，因此也必然遭到民众的弃绝。离开了生活这一源头活水的汉代儒学，最终干涸枯竭为生硬无聊的经院哲学，即经学。
　　在汉末传入中土的佛教，天生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佛教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哲学或精神哲学，国家政治生活及现世功名利禄在它看来只是幻相，毫无意义，佛家因此对治国平天下不置一辞，而唯关心个人精神的安宁和生命的真实。因其关心个体的私人生活，因此必然亲近民间的世俗生活，盖对平民大众来说，国家大事不如个人的生老病死更让人操心。
　　佛学因此填补了民间社会的精神真空，且佛学的平民精神正不仅停留于说教，而是具体贯穿于其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活动中，佛学因此首先盛行于民间。表面看来最出世的佛教，在民间从事的实在是最世俗最实际的事情。民间佛教与名士高僧心目中佛教绝非一般天地。
　　儒家哲学的公共性与佛教哲学的私人性，也可从其对待死亡的态度上看出。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而孔子则用一句话就将之轻轻地打发了，夫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儒家虽最重丧礼和祭礼，但其丧礼的目的与其说是让人体会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及生命的有限性，还毋庸说是致力于回避死亡事实并强调生命的永恒性，丧礼的一系列繁文缛节都是为了使因死者退位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得以填补，是使其权力顺利地让渡给他的继承人，从而使死者的生命在后继者身上得以永生，家族的血统及依存于此血统的爵位、封邑等，实际上就是生命永恒性的寄托，故儒家丧礼竭力消弭因死亡导致的无序、淡化对死亡的哀伤，所谓"顺变节哀"是也。但此义只对有着明确的家族谱系和稳定的家产的贵族才有效，《仪礼》中因此只有贵族丧礼的记述，所谓"礼不下庶民"是也，平头百姓无家无业，他们有的只是生命，即使这生命也是朝不保夕的，时刻都可能被天灾人祸所剥夺，平民没有庞大的家族和产业作为其生命寄托和延续，因此，对草民百姓来说，生命虽低贱，却也因此而更珍贵，死亡因此而更无可回避更可怕。因此，他们就需要一种"死亡哲学"，能让他们对死亡泰然处之，佛教关于尘缘空无的学说和西天福地的畅想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这也就难怪，民间丧礼从儒家教化的课堂变成了寺院僧众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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