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实践过程中知识或者信息的这两大特征，对于政府决策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公共政策实践应该充分重视政策实践信息的两大特征：

    第一，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完善性问题，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各个阶段都是存在的。实际上，政策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差别，就在于政策研究没有达到完善的境界，可以继续研究，顶多出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或者推迟出版研究成果。但是，政策实践却不是这样，许多情况下，我们政策设计还不完善的时候，许多信息还没有收集和得以确认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立即制定政策，并付诸执行。比如垃圾处理的技术目前还不完善，但是城里成千上万吨的垃圾急需我们处理，总不能等着有了完善的垃圾处理技术之后，才处理垃圾，那时恐怕我们已经为大量的垃圾所包围了。

    在此，我们需要明白，任何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都可能是不完善的。这首先需要我们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等整个过程中，都认真对待，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并经过试点，或者吸取既有的实践的经验，尽可能减少其不完善性。其次，即使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吸取了成功的经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政策还可能存在着不完善性。即使为了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宣传上需要说明，我们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已经经过了各方面的努力，但在实践上依然需要注意，信息不可能是完善的，因此公共政策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善的。在政策的初期阶段，我们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后期阶段，即使摸到了石头，我想也需要保持警惕，这些石头是否真的可靠，或者是否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三，说信息不完善时也必须采取公共行动来解决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盲目地大胆，在实践上，即使在这时，公共政策也不能盲目制定，也需要基于现有的信息局限性，来尽可能避免因信息不完善而可能导致的损害。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有时候不得不进行赌博，这时赌注很小，也就罢了，但是如果赌注是整个国家的祸福，而不赌，其损失则未必很大，从公共利益角度考虑，还不如不赌。在公共利益上，无害原则优先于有利原则。公共政策应该首先考虑无害，或者少害，而不是寻求有利，或者更大的但有风险的利益。

    第二，不均衡性。信息对于不同的政策来说，对于某一个政策的每个阶段来说，其完善程度是不一样的，其所需要的完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就三峡工程这一决策来说，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投资非常巨大，其影响也非常深远，而一旦决策得以制定，并得以实施，再要回头，其代价非常高昂。这时，就需要尽可能增强政策设计界定的完善性，尽可能减少失误，让专家参与决策，让有关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最后决策最好通过政治程序来决策，以提高政策的支持率。而对于国土资源保护政策来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非常有限，这就需要采取保护措施。这一政策设计相对比较容易，所需要的信息相对较少，但是在政策的执行和评估阶段，其信息就相对缺乏，即使能够得到信息，这些信息的可信度也是比较差的。在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方面，许多案例已经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是非常大量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投资于政策执行的监督和执行效果的评估方面的信息，在这些方面多作努力。 
    五、时空信息与科学信息的不对称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信息其作用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信息，需要合理搭配，才能解决不同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在政策分析中，最重要的信息不对称，在于时空信息与科学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上。一般来说，政府官员都比较重视科技信息对公共政策的作用，但是往往不太注意缺乏时空信息或信息不足会在公共政策决策中产生问题。本文认为，公共政策的质量需要科学信息，而且还需要与时空信息相结合，也就是说需要“因地制宜”，或者说充分利用地方知识。

    最早探讨时空信息重要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早在1945年，他就写道：

    “今天，说科学知识并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这几乎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稍反思一下就可以知道，确凿无疑地存在着非常重要但没有得以组织化、在一般规则的知识意义上也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的知识：有关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状况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要想一下，我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那么多的东西，学习特定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涯的多么大的一部分，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知道并使用未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说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

    或许我还应该简单地提及，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种中央权威机构所必须利用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严格地通过分析事物的细小差别，通过将不同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等项目作为同一类资源综合，以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得出。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哈耶克有关时间与地点的探讨，已经成为信息与发展讨论的经典。根据这一讨论，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种是科学的知识，另一种是与特定时间和地点有关的知识。后者人们往往称之为地方知识、具体知识、特定知识等。人们常说的的因地制宜，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地方”知识。

    科学知识是稀缺的，非常宝贵，因为代价很高，并且潜在的收益也非常大。这种知识，往往可以写在书本上，变成各种各样的定理、命题、理论，这种知识不怎么因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并且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较高的收入。这种知识，只能由特定的人，即知识分子来进行生产。但是，时空知识也是稀缺的，开发它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且需要不断地开发、学习。这种知识非常零散，并且易于随时空的变化而剧烈变化，因此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都非常具有特定性，因而难以沟通、交流，也难以普遍化。每个人都对其他人具有比较优势。即使农民伯伯，也是如此。因此，毛泽东说，我们要向农民伯伯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我们通过努力拥有了学位后，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与时间空间有关的知识，其所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拿博士学位的时间。这两种知识都是重要的，轻视具体知识是不对的；而否定科学知识，也会出大问题：如文革时取消大学，知识分子全面下乡。地方知识没有学到多少，但是科学知识的开发和传播却中断了整整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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