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后霍菲尔德”（Ｐｏｓｔ－Ｈｏｈｆｅｌｄ）的法学理论认为，“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权利”－－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当然，这里的干涉并非任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过程界定并重新界定经济行为者的权利。换言之“权利”并非从“自由”概念中逻辑地导出，而是由民主过程去界定的。例如，美国公司进行股票交易的“自由”，并不自动表明它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它所具有的“权利”是１９３３年民主通过的“联邦证券交易法”所界定的。由此看来，“经济民主”不但不妨碍“经济自由”，而且还是赋予“经济自由”具体内含的基础。

    以上，我简略地讨论了宏观层次上“经济民主”的含义，并回应了两种反对意见。下面我将讨论微观上的“经济民主”。

    后福特主义与固定成本的灵活性

    我所说的微观上的“经济民主”，是指在企业生产中贯彻“后福特主义”原则，其核心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的“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参与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⑾

    可见，“即时或无库存生产”是一种“背水一战”的生产哲学，它“迫使”劳动者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达到了统一。

    与“背水一战”相联系的“后福特主义”的另一要旨，是使“固定成本灵活化”，即把“固定成本”变得不那么“固定”了。这是因为“固定成本”并不是由技术设备所唯一决定的，而和生产组织的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例如，著名的“丰田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的先行者），起源于将原来被视为“固定成本”的换模（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时间减少。这样一来，即使是小批量生产，也是合算的了；因为“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原本是在“固定成本”灵活化，批量也就可大可小，依需求而定了。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丰田之所以能够减少“换模”时间，是他们取消“换模专家”（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由一线工人协作换模的结果⑿。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又结合起来了。

    经济民主对我国当前改革的意义

    在简略讨论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的“经济民主”概念之后，我想说一下“经济民主”对我国当前改革的意义。这也是我在最近几篇文章中提出“经济民主”问题的动机。

    从客观上看，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时期。我们应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绝不应使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例如，我国近年金融市场投机严重，仅以国债期货交易为例：全国可流通国债面值才４００多亿元，而国债期货成交量日最高额却达几千亿元。⒀因此，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７日政府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是宏观的“经济民主”的体现之一。同理，“经济民主”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股票市场的有效制度规范，消除日益严重的股市“大户”坑害“小户”的操纵市场行为。总之，经济改革中的制度试验和宏观经济政策，应成为全民关心讨论和监督的对象，这样才符合“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的宏观的“经济民主”原则。

    从微观上看，我国公有制企业目前面临严峻的困难。许多亏损是因一些人侵吞公有财产而造成的。对此，一种思路是“将错就错”，索性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但这种思路只是在财产再分配上做文章，至多制造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不能保证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所提出的微观的“经济民主”，实际上代表一种不同的思路。它反对“将错就错”的私有化，而是“知难而上”，还“公有制”的“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通过先进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将能够出现“社会化”、“民主化”的新面貌，从而我国人民４０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将能造福于全体人民，而不为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所吞蚀。⒁

    任重而道远。但我对于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民主”在我国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注释：

    ⑴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经典著作，见Ｅｒｎｓｔ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ｔｅ，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又与“基督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⑵见Ｅｄｍｕ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５５，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８８。此书是研究“人民主权”理论来源的最佳著作之一。
    ⑶参见拙作“卢棱新论”（载《读书》１９９６。７）中对“人民主权”的论述。
    ⑷Ｍｏｒｇａｎ，同⑵注，Ｐ．３０６．
    ⑸见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⑹对“大众主义”的经济影响的最新系统研究，当推Ｍａｒｋ　Ｒｏｅ，Ｓｔｒ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Ｗｅａｋ　Ｏｗｎ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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