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30年代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后成为仅次于铁托的南斯拉夫政治人物。但他的社会正义感却不断给他带来麻烦。1954年他开始批评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奢侈生活作风，得罪了党内高层，被铁托开除出党。他在1955年至1956年写作的《新阶级》一书中抨击了斯大林主义形成具有压迫性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认为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压迫的理想。这个时期的德吉拉斯虽然已经提到了极权主义，但还只是把它当作偏离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经济财产不公正的延伸。他指出："新阶级把国家资产当作它自己的财产，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变成了一句空话。新阶级害怕动摇极权权威会动摇其〔财产〕占有。所以新阶级以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名，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7德吉拉斯因《新阶级》而数度入狱。在摈弃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他对极权主义的批评便集中在单一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的全面强迫控制之上，也就是他所说的"列宁主义极权主义"问题。

    姆林纳（Zden?k Mlyná?）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活跃份子。他在苏联留学时曾是戈尔巴乔夫五年的室友。他在1967年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派为1970年召开的党代会政策建议起草人时，就已萌发多元体制的思想，但那是作为改革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提出来的。1968年杜布切克执政，开始允许公开批评时政并推行改革。批评逐渐集中到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在1968年8月27日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斯大林式统治的枪炮声中结束。1968年5月姆林纳发表〈为社会的民主政治组织而奋斗〉一文指出，绝对无权的"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疏离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多元体制思想仍停留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中。他小心翼翼地说明："人们往往认为多元政治制度就是指许多不同政党的存在。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尤其不合适。"他建议在党领导下的"国家阵线"内部允许批评和发表意见，甚至形成另一个党派，以防止"权力垄断"。但他强调"这些都必须以国家阵线的存在为基本条件"8。苏军入侵后，姆林纳脱离了共产党，1977年移民出国，80年代成为流亡异见份子领袖。

    50和60年代的东欧非正统思想是在正统思想的框架中表述的，它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或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谋求人们在极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再度斯大林化，强硬意识形态路线一举摧毁了这些诉求的幻想。东欧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普遍历史规律，而且是一个以暴力规定真理、以强权控制思想的极权制度。这是一种充满了无奈、幻灭和绝望的认识。一方面，知识份子清醒了，他们彻底疏离了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清醒却未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苏联支持东欧的极权统治，这些政权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理论抗争和社会诉求都是危险的、徒然的。许多知识份子于是淡出政治，躲避政治，以此表示他们对非正义官方政治的反抗与不合作。他们一面对社会、政治敏感问题三缄其口，一面在日常琐事、家庭亲朋关系和精神、伦理、文艺问题中探索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意义。他们把那些远离大是大非问题和官方政治的领域当作思想活动的主要场所。尽管官方政治仍然高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 群众觉悟，但这些空谈都已不能再引起知识份子的兴趣。普遍的政治冷淡和知识份子非政治化，形成了东欧特殊的后极权政治文化形态。

    东欧知识份子关心极权问题的时候，极权主义在东欧已经转化为无恐怖的后极权统治。极权主义也不再是强权专制形式，而是成了一种当权者和不当权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维持其有秩序再生的软性政治文化环境。所以从一开始，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悲情式控诉和揭露，而转化为一种对包括知识份子自己在内的文化内省和剖析。这种内省和剖析的文化性一方面促成了东欧知识份子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倾向而得到了强化。东欧的极权理论是极权统治出现了变化以后的产物，一是极权统治这个对象本身起了变化，二是对极权统治的观察方式发生了变化。极权控制的松动形成了某种思想空间，这些空间中对极权控制的思考又从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延伸到教育、伦理、文艺等非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东欧知识份子有别于西方理论家的特殊"后极权主义"思考特徵。

    和关心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相比，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更关心人性的自由、存在的自由以及理性和伦理的自由。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包含着对以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代理性的蜕变的思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理性的面目出现，其不择手段的全面控制、消灭异己，是和彻底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理论家基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得出了摈弃启蒙思想的结论，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另一种则是这样解释启蒙思想：尽管人的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但任何人，包括圣贤，都会犯错。因此，为了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强行控制别人，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贯彻全民主权并能自我制约的政府权力，以保证国家不能操纵社会。这些是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思想。

    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并不否定启蒙思想，但也不认为民主国家制度代表了对人的自由的唯一解释和定义。许多东欧知识份子认为，自由不只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品质，有品质的存在才能使人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其利益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发展人的理性。民主国家为这种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弘扬这种自由必然同时要求国家克制其自然的权力倾向。为自由而要求限制国家和要求国家保障自由，同样是对启蒙思想自由观的积极表述。对东欧知识份子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现实政治表述，而更是对自由的自由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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