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
       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
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
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
我个

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
        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
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
       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
       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
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
       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
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
（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
       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
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
       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
       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
    《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
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施耐庵不愧为一代文学大师，他描写人物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以上只是我的一点见解，要想有深入的了解，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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