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百年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上可以分成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现梳理如下：

一、旧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

1．从清朝末年到五四运动时期。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设“中国文学”一科，传统私塾教科书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于是有了近代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萌芽。初始阶段，教科书编者大都是著名学者，甚至是国学大师，如刘师培、吴曾祺、林纾等。教科书全部是文言文，基本只是文章汇编，有少量圈点评语，其特点是分量很重，难度较大。

清末比较有影响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刘师培编的《中学文科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6年出版）、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1911年出版）。其中最通行的是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这套书共五册，每册前有例言一篇，论文家渊源，文章优劣，介绍一些文学史常识。选文全部是文言文，编排由近及远，从清上溯至秦汉。文章分析采用传统办法，对精彩的文句加以圈点勾画，还有总评、眉批，就文章讲作法。不足之处是选文内容多，难度大。民国初年，中学语文教科书却大多承袭旧版，了无生气。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是当时流行最广的教科书之一。全套书共四册，选文三百一十九篇，也全是文言文，按从今到古的系统编排，缺点是选材庞杂，有的文章较艰深。

2．从五四运动到“新学制”时期。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中学语文教育构成重大影响，加以1922年实行“新学制”，使中学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中学教科书引进白话文，是现代语文教育的一件大事，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论文被大量选进中学语文教科书，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小品文、冰心的散文和小诗，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的论文和演讲等，成为新教科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教科书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文”改为“国语”。

这时期编写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有的语体文和文言文合编，也有的分编各册。语体文的编排，一般按记叙、抒情、议论和说明四种文体分类，低年级多选记叙、抒情文，高年级多选议论、说明、应用文。文学作品在教科书中所占比例较大。文言文与清末教科书相比，难度减轻，分量减少。文言文一般占全部课文的一半以上。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沈星一编的《新中学古文读本》（上海中华书局1923-1924年出版）和《新中学国语读本》（上海中华书局1924－1932年版），顾颉刚、叶圣陶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930年出版）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大都是民间编辑，由教育部审定后颁行。各地选用教科书的自由度很大。

3．国民党执政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学语文教科书仍主要由民间编写，政府审查出版，学校自行选用。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制形成良性的竞争局面，教材建设取得较大成就。这时期编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基本属于文言文和语体文混合编排，各种文体比例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规定。这时期的语文教科书，与20年代以前相比，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编排，大多教科书附有作者介绍、题解、注释和少量习题，逐步形成现代语文教科书的编制系统。

这时期比较通行的教科书有傅东华编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3－1934年出版），宋文翰编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中华书局1935－1936年出版），夏丐尊、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等。其中《国文百八课》是一套最具特色的初中语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选文语体文比文言文多（大致是3：2），应用文和说明文比较多。语体文中记叙文居多，且多数是后世传颂的名篇，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这套教科书对于语文教科书编写乃至语文教育的科学化进行了重要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抗战爆发以后，出现了教科书编制、印刷和运输方面的困难，国民党政府趁机取消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而改成“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科书。为了加强思想钳制，在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党国言论”、政界要人的文章讲话，大大削弱了国文教育，使国文教育出现了倒退的现象。这引起不少有识之土的不满和抵制，于是各大出版社纷纷重印或新出各种国文教科书。

这时期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1946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出《中等国文》（胡乔木主编，全书原定编六册，最后编出三册）。这套教科书对语文教育的目标有独到的认识，编写体系也有创新，对解放后语文教科书的编制影响较大。由于处在战争时期，这套语文教科书对选文的艺术水平注意不够，而比较重视政治宣传。

二、新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

1．从过渡时期到汉语、文学分科。

建国初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是在老解放区教科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1949年，以陕甘宁边区初、高中国文教科书为蓝本，出版了《初中国文》临时教科书和《高中国文》临时教科书。1950年，中央决定成立以编写出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编辑了一套《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周祖谟、游国恩编辑了一套《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以上两套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这些教科书，选文基本以白话文为主，配有大量的革命故事和配合政治宣传的时文，突出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这时期语文教科书选文太少，不分单元，各类文章混编；文言文太少，时文过多，不够典范，对语文这门课程作为交际工具的性质重视不够。

时代在前进，人们在探索。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颁布的汉语、文学教学大纲，编辑出版《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课本1956年起在全国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使用。这成为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共编六册，初、高中文学课本也各六册。这套教科书受到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这套教科书的生命在1958年就匆匆走到了尽头。

2．从“大跃进”到60年代初调整时期。

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没有教学大纲的情况下，为适应形势仓促编成一套语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的特点是选文少（每册仅十课），古典作品极少，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除鲁迅外基本不收。绝大部分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文。

1960年，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政策，教育战线也逐步纠正“左”的影响。这时期语文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共识。1962年，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新的中学语文课本（刘国正、张传宗等编），编者在以往多套教科书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编排体系，围绕训练重点组织课文，配合课文编入语文知识短文，按照训练要求编配练习，还有专门的应用文教材。选文中议论文占课文总数的20％左右，文言文占课文总数的40％以上，外国作品占课文总数的10%左右。选文注意艺术性，其中大量选文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孙犁的《荷花淀》等，成为后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名篇。这是建国以来质量较好的语文教科书，奠定了后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基础。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套教科书只出版了四册。

3．从70年代末到现在。

“文革”结束，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语文教育也一样。l977年，在邓小平同志亲切关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包括中学语文教科书。1978年开始在初一、高一试用，1979年初、高中全套教科书编完，1982年修订。教科书突出训练重点，按单元组织课文。选文多是名家名篇和久经教学考验的传统课文。各种文体的安排，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记叙文和说明文为主，初三以记叙文与议论文为主。高中阶段，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及部分文学作品。文言文的比例是课文总量的30％，约90课，不到1963年教科书的三分之二，文学作品也很少。

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从此中小学教材建设由过去的“编审合一制”变成“编审分开制”，这促成了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多样化。目前全国有多套中学语文教科书供各地自由选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年始编、1982年修订的那套教科书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自1988年起，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1993年在全国推广使用。新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于1996年开始编写，1999年六册全部编完。该套教科书于1997年在江西、山西和天津试验，效果良好。1999年底，教育部向全国各学校推荐，2000年秋季起使用该套教科书，以取代问题不少的现行通用语文教科书。新的高中语文教科书注重整体语文素养的提高，注重语文能力的培养，重视文化熏陶。全套教科书文化含量大，文言文的比例约占课文总量的40％，文学作品的比例约占课文总量的60%。选文强调名家名篇，注意文化内涵、趣味性、可读性。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编写了一套高中语文实验课本，以供重点学校选用，这套教科书采取能力分级、知识分类、训练分步、教材分编等形式，形成较科学新颖的语文训练体系。阅读内容安排，高一是文言读本，高二是文学读本，高三是文化读本，文化含量大。

纵观百年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虽然其中有不少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在稳步向前。特别是新时期，中学语文教科书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