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的“本地化”过程，虽然几度曲折、偶有旁骛，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对于外来批判的被动反应。因此无论教会人士还是一般信众，能以任何方式的“本地化”寻求更多的认同感，都不失为缓解“洋教丑号”的一种良策。一旦“本地化”得以成立，批判基督教似乎也就成了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方豪《论中西文化传统》一文所附的《答客问》，将这一“以己之矛”的逻辑推演至极：
问：天主教既与儒教合辙，则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以天主教？
曰：……孔子著书垂训，岂欲人尊拜己哉？欲人遵厥说，而力行之耳。……尊奉天主，正践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训也。乃猥云：儒说已足，不待天主教，非特天主之罪人，实孔子之罪人也！……为此说者，非惟不知天主，亦不知孔子者也。 
然《答客问》实在只是强作辨词，不足与道。这样的辨词既不能使基督教在一个异质的语境中真正立身，也无助于解决“本地化”的理想与现实之矛盾。
实际上，“本地化”的概念还潜存着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对于任何一种语境而言，基督教可能都必然是“异质”的。无论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还是中世纪欧洲的“俗语化”（vernacularization），作为以信仰为对象的特殊诠释活动，都必须持守其中的异质性张力。关于这一点，钟鸣旦曾多次提到一种相当精彩的看法，即：基督教“对任何文化……都是挑战性的、干扰而陌生的”，“必须与原有的文化或环境造成一种分裂”；而事实上“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太自然了”，不再感到“震惊和伤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逐渐“被认同为一”，因此“这或许可说是一个悲剧”。 其悲剧的核心，正在于“认同”遮蔽了“异质性”的挑战。“本地化”的理想所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种现实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甘易逢神父才认为“若中国礼仪之争带来不同后果，那么基督宗教可能成了帝皇儒家思想的支流，失却了原本的身份”。 

  

二、汉语语境中的“处境化”诠释及其问题
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传播置于解释学的构架，那么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community of faith），而且首先是一个“话语的群体”（community of discourse）。“话语”当然不会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信仰的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因此无论“本地化”的得失如何，基督教都必须进入中国人的现实经验。这既是“处境化”的机缘和根据，也是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所要面对的另一困难。
按照天主教学者费洛伦查的观点：“恰当的神学方法总是接受不同的资源和标准，……它并不仅仅是让当代的问题符合传统的答案或象征，相反，神学的方法是要判断传统由何而成，是要判断传统之中的范式何在。神学方法要反应……传统的以及我们自身的处境，要考虑不断在多元的声音中得以表达的群体实践和经验，从而才能成为真正的天主教神学。” 
所谓“传统的答案或象征”、“传统中的范式”等等，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本地化”诠释结构（interpretive framework）——无论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恰当的神学方法”并非受制于这一诠释结构，却是要判断它“由何而成”；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不同的“经验”，则应当是神学的直接对象。由此理解“真正的天主教神学”，至少会为“本地化”的讨论带来两层提示：第一，信仰本身应当能够超越被给定的文化载体；第二，“本地化”倘若摆脱“本文化化”的诠释惯性，或许可以通过“处境化”的具体经验延伸自己的理想。
柯毅霖在考辨“本地化”一词的时候，明确提出“境际化（inter-culturality）更能描绘本地化的动力”。 “境际化”，通常可译为“跨文化性”。它所强调的已经不是传播者或接受者当中的任何一方，却是“同一的福音”。从“跨文化性”界说“本地化的动力”，实际上是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视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活动，而不仅仅是西方向东方的文化移植。因此这样的“本地化”之要点，首先在于信仰与生存价值的关联，却并非信仰与文化载体的关联。“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之为谓，可能更多地包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逐步凸显的三种诠释结构，也暗示着“本地化”向“处境化”的延伸，即：唐代景教的“以佛老释耶”，明清以降的“以儒释耶”，以及主要体现于“文革”之后的“以生存经验释耶”之趋势。 相对而言，前两种诠释结构较多传统的“本地化”色彩，后一种则大体上是“处境化”的——虽然我们可以从下文中发现：这种“处境化”在信仰实践中的执著点，还并不是对存在本身的关注（existential concern），而是比较具体的现实经验。
类似的看法在当代的汉语天主教学者那里也有所表达。吴智勋就曾引述房志荣、张春申等人的相关见解，进而认为“本土神学”不是“向文化投降”，因为教会与神学的“超越性及内在性……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文化”；同时他也指出“本土神学必须解答现实环境中人的切身问题”。 
然而尽管“处境化”更加注重“活着的文化”，而较少借助已经凝固在传统之中的诠释符号，它所带来的机缘却未必能使其摆脱“本地化”的尴尬，未必能改变国人信仰中的传统模式。就连从根本上支撑“处境化诠释”的“生存经验”本身，也可能被这种“活着的文化”瓦解为“求同”、“务实”的碎片。
比如上述“本土神学”的“原则”当然很好，不过，如果只是一般地根据“自由、公义、爱主爱人、喜乐、平安”等等“福音启示”去“辨别本土化的正确性”，似乎又会回到以何种诠释结构界定这些“福音启示”的问题；如果仍然用“不抽烟、不喝酒、不再殴打妻子”或者抵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等等彰显“福音启示”，那么又与世俗的人伦道德何异？ 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这一类“处境化”结果，已经在近20年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中演化为新的问题。
一般而言，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可能是它在中国大陆得到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处境化”诠释的核心内容。
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实际上自有明以来便是“本地化”诠释的主要关注点，但是由于信仰伦理与世俗伦理的意义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伦理基本上是与儒家道德合一的。 在1980年代以来基督教再度迅速传播的背景下，对于基督教伦理的世俗化理解又得到了教俗两界的共同肯定。教外研究者提供的一些善意的调查报告常常会着重说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对于改善当地社会秩序、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等，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教会内部也以佛教的“利乐有情”、道教的“两世吉庆”相应，提出“荣神益人”的口号，并表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中的基督徒积极分子和“五好家庭”等等。 这些进展当然可以标志着基督教已经更多地为中国社会所接纳，但是如果将其纳入“本地化”——“处境化”的链条，也可以看出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在神学理念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另一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复兴（也包括其他宗教的复兴）不仅与中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有关，也是原有社会组织结构发生裂变的结果。应当说，维系着原有秩序的两个支撑点分别是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前者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荡然无存；而后者又在“文革”的反弹下遭到了严重的质疑。近20年中国经济的飞跃，并没有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足够的精神依托，反而蕴涵着一种可能的危险，即：追随“全球化”的趋势，将社会组织的协调和精神信念的平衡全部交托给“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这只能使原有的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受到更深刻的动摇，甚至使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失效。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乃至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成为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因素。
比如在北京郊区某村，包括村长和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全体村民，已经全部受洗入教；村中的教堂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文化场所和最高权力机构，大小事务均要有神职人员的参与才能决定。基督教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外来的信仰，却形成了一套新的宗法关系，并且基本上代行（或者至少是参与）着世俗秩序的职能。在“活着的文化”之意义上，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完全的“处境化”；但是就“生存经验”而言，它可能不需要任何超出“伦常日用”的教理诠释，可能与基督教的深层价值全然无关。 
这一状况并非仅限于农村教会或者低文化群体，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基督徒，相似的“处境化”理解也并不少见。比如北京市内某家庭聚会点，其负责人为留学回国人员，成员全部是具有较高学历的青年人，包括在校大学生。但是据这些成员自述，他们之所以被聚会所吸引，主要是体验到一种“重新找到组织”的感觉。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两种主要依托，考虑到这两种依托在“文革”特别是“市场经济”之后的严重失效，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们“重新找到组织”的感觉。在相对处于“边缘”状态、未能成功进入“主流社会”的人群中，这样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 
基督教信仰在现实处境中有助于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有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或者精神失衡，这当然不是坏事。 事实上，这恐怕也是各种世俗权力能够接纳基督教的实际原因。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基督教自身也将此认同为自己的主要功能，以为填补了社会的“结构性空缺”就可以替代它“对于生活的深度理解” ，那么它仍然难逃“结果否定前提”的命运，仍然不会在根本观念上导致结构性的影响。
因此具体到“活着的”汉语语境，基督教一方面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社会组织系统，另一方面也受到“处境化”诠释的极大制约。所谓制约，首先还不在于世俗信仰中常见的功利诉求，而是更突出地反映在诠释结构对基督教信仰所构成的意义障碍。与“本地化”在汉语语境中的实际通道相应，这一障碍同样体现着某种“趋同”的惯性。只不过主要不再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趋同，而是对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或者对民间信仰方式的趋同。
与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是指现行的某些宣教、团契等途径与“文革”传统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如果说“文革”曾经使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化”，那么宗教也并非不可能被“意识形态化”。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化”并不仅仅是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完全可能是代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可能在对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因袭意识形态的某些性质。关于这一点，汉语语境所能提供的教训尤其深刻。
1970年代，一些欧洲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曾对基督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作过极端理想化的“误读”。比如法国学者Guy Lardreau和Christian Jambert就对早期基督教和毛泽东的教导进行了平行比较，认为二者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 基督教的“让死人埋葬死人”可以比之于毛泽东的“破坏旧道德，建设新道德”，二者均有“要求摆脱家庭束缚的意味”。
第二， 他们认为基督教与毛泽东都是在追求一种彻底的变革，所以基督教要求一心向善（single-minded purity），毛要求“斗私”（to reject the heart of the world）。
第三， 毛泽东和基督教都期待着新的律法、新的世界。在他们看来，“文革”并不是通常的意识形态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用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而压迫并没有消灭、还会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出现；“文革”所指向的却是新的价值和新型的人。因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ongoing criticize）最受称赞。
第四，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在毛泽东的教导中体现为对完美的追求：“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还有学者将毛泽东称为“中国的圣人（sage）”：“毛泽东当然可以被视为无神论者或者泛神论者，但是应当在他写作的语境中去理解他。……像一位新的摩西，毛带领人民挣脱了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在长征的英雄年代，就像走向应许之地一样，就像上帝、人与自然的恰当伦理关系是在荒野中出现于十诫，中国人是在红军漫长、流血的征途中觉醒，并走向人与领袖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这位领袖从而被视为神圣，有如上帝。” 
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当然很难接受如上的比较，但是当青年人通过聚会感到“重新找到了组织”的时候，当他们在一种相对纯净的气氛中分享他人的经验、检点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当这种“新人”的感觉填平了“主流”与“边缘”的世俗鸿沟、甚至多少显示出优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文革”情结中的强大的思维惯性。
基督教以这样的方式填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空缺，似乎已经为它展示出诱人的前景。比如，它可能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唤醒“平民革命”的政治记忆，从而比单纯的道德功能更容易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它可能为市场经济的物质尺度增添一个精神的标准，乃至化解新的不公平分配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从思想层面上看，这种经过“处境化”诠释的基督教必须面对两种“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即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批判的两种“自义说”（self-righteousness）：“将基督教道德的超验理想变成历史进程的内在可能性”，或者“寄希望于出现某种历史的奇迹而最终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 在当代中国的多元语境中，这两种危险是同时并存的。 
从教会群体的角度考虑，上述前景也未必能够长久，未必能获得普遍的功效。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的具体背景，这首先是因为“作见证”与“讲用”、“告解”与“思想汇报”、“查经”与“学毛选”、教会仪式与“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太容易发生“文革”式的联想。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访谈中发现：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热衷于这样的聚会活动之同时，更多的人正是由此而对基督教表示怀疑或者敬而远之；对“文革”的反思最为深刻的中年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反应可能尤为强烈。 
基督教被“意识形态化”的危险，还伴随着对于民间信仰方式的趋同。这一方面呼应着中国下层民众中深厚的“灵恩”传统，表达了一些信众对体制性教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灵恩”的多元社会所难以避免的一种“反弹”。“文革”对权威的消解、市场经济以来的“众声喧哗”，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一个诸神竞争的时代。以至相当一批宣教者和信仰者都希望借助“灵恩”的力量重建“卡里斯马”权威（charismatic power）。
“灵恩”直接关联着汉语语境中历史悠久的民间信仰传统，因此在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扩展基层的信仰群体等方面，都不能不说是极为奏效。但是如果以此为通道，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传播仍然只能是暂时性的，而无从显示自己的价值命意，当然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立身依据。徐光启和李之藻当年之所以将“天堂”、“地狱”的理论视为“一条教导‘无知与懒惰之徒’的途径” ，恐怕是与他们对民间信仰方式的警惕相关的。同时，与民间信仰方式趋同可能导致的另一种负面结果，也已经在以基督教为名的形形色色的“信仰”中充分显露。 

  

  

三、结语：“非宗教的基督教诠释”及其进路
尽管基督教已然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是至少从非信仰者的角度看，它在汉语语境中的合法性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上文所及的种种诠释结构，似乎也远未实现其中可能蕴藏的初衷。
近些年中国大陆的基督教领袖发出了“神学建设”的呼吁，这或许会导引出新的诠释范式。不过以目前的条件而论，教会内的神学建设似乎很难摆脱两种久已有之的困扰，即：或者由“适应”而忽略基督教与“处境”之间的张力；或者因自守而丧失信仰对于“处境”的针对性。因此汉语语境所能为基督教提供的新的诠释范式，可能注定要立足于体制之外。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朋霍非尔（D. Bonhoeffer）的概念，称之为“非宗教的基督教诠释”（non-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ity）。
朋霍非尔关于基督教的“非宗教诠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现实困境中“被逼回到理解的原点”之结果。 这困境甚至使他遭到监禁和处决，但是也使他在两方面超越了通常的神学解释：其一是信仰的“形”与“质”的问题，其二是“上帝在场”的世俗宗教与“永恒不在场” 的“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正是“非宗教诠释”的基本指向。
按照朋霍非尔的分析，只有用“非宗教的方式谈论上帝”，才能有别于流俗的宗教观念：“信众只是在人类的知识穷尽（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懒得思索）、无计可施的时候才谈论上帝——上帝实际上成了舞台上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不是被用来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人类失败时重整旗鼓的力量。” 按照朋霍非尔去“形”而存“质”的宗教理想，上帝必然是“不在场”的。当信众们用通常的“宗教方式”谈论上帝的时候，其“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实际上总是指向一种随时等待求助的神明，这必然导致上帝的边缘化。所以“一个成熟的世界正是愈发缺失上帝（more godless）的世界”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活在没有上帝之假设的世界上的上帝，就是我们前去皈依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同在的我们，离开上帝而在。” 
其实在当今的汉语语境中，也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提问的可能，即：当我们介绍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整理基督教的传播历史、叙述基督教对社会-文化的实际影响时，如果抛开任何潜隐的宗教认同，如果放弃任何先在的信仰立场，如果不以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代表，那么基督教是否还有意义？换言之，在基督教排除了信仰的热情、宣教的冲动从而被置于全然世俗的语境之后，甚至在基督教被剥离于它的文化载体的情况下，它是否仍然有立身的理由？这当是我们的“非宗教诠释”之出发点。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暂时搁置基督教的功能层面，进入其意义层面。在我看来，这应当包括三种根本性的讨论， 其共同的进路都在于将人文学的生存关注推至极限，使基督教神学的价值意义得以凸显。
首先是通过“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解释学的空间。即：在承认认识的有限性、理性的有限性、真理的有限性之前提下，如何解决意义的确认问题？
其次是通过“意”的界说，追寻神学伦理学的意义。即：在意识到一切人类价值的片面性、相对性和自相矛盾性的同时，如何落实善的要求？如何使“道德正当”得到正义之信念的支持？
再次是通过“情”的价值，拓展神学美学所表达的人类期待。即：如何超越艺术的教化目的和审美目的，将其还原为“不可见理想”的“唯一可见形式”，从而与人类的终极体悟及其自我拯救的希望相沟通。
上述的三种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由于“知”、“意”、“情”代表着人文学领域的三个基本维度，也并非要以基督教的价值完成真、善、美的整合，更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宗教或传统可以重新主宰世界。它最终的落实，也许应当是一种价值论的神学（Axiological Theology）或者神学的价值论（Theological Axiology）。毕竟，要论证基督教在功能层面的价值，要探究基督教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不能不取道于意义层面的人文学（或者神学）解说。否则，基督教无法在汉语语境中立足 ，也同样无法回答西方世界的挑战。 
一位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执教多年的芬兰神学家考斯奇卡利奥（Toivo Koskikallio，即王为义）曾经说：在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疏离上帝的，是邪恶之人；而在非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不信教只是因为“无动于衷”而已。 而如何才有可能“情动于中”乃至“形于言”，应当是神学诠释的真正使命。即使某些诠释被视为“批判性的和破坏性的”，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话说，也会“冒一种风险”，因为“除了逐步同文本的真理妥协和冒险倒向它之外，……诠释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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