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教育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日、苏、美、英）和我国在教育科学领域里先后兴起了学科教育学的发展浪潮。地理教育学和其它学科教育学同时应运而生。所有这些学科教育学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学科教授法——学科教学法——学科教材教法——学科教育学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带有国际性的学科教育学的诞生和发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有其客观依据：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上教育科学发展很快，教育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程度也有显著提高，那种只是从宏观上研究一般教育规律的成果，已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和现代人才培养的需要。因而，同时从微观方面，从对各个学科领域知识方面，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索研究，充分发挥各学科的教育功能，加速对现代新人全面发展的培养，已成为当今教育科学发展的迫切任务和开拓方向；同时，学科教育的教学，也必须具有学科的系统结构和理论、并建构方法上的科学体系。所以对专门学科的教与学的研究，来代替学科的一般教学法课程，使现代教育理论学科化，即学科教学法向各门学科教育学演变和发展成了必然的趋势。地理教育学的诞生，也毫不例外地是这样的，这是社会进步对人才培养和科学发展的共同需要。
　　二、地理教育学必然要向地理教育哲学升华
　　地理教育学的发展，要向地理教育哲学升华，这也是地理教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认识史表明：人们的科学认识，总是走向普遍化的。所谓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例），是指科学家要从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中上升到对自然界的整体规律的全面认识，并进而形成一种对自然界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观点，这个认识上升的过程，就是人们所说的科学升华的过程。科学升华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必然。高兴华先生在《论科学升华的必然性》一文中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主要论点是：
　　1．重大的自然科学理论要上升为正确的自然观。
　　一方面是科学家把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从一门科学推广到另一门科学，从一个领域扩大到另一个领域，以求得对自然界更多的具体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是科学家，尤其是那些身系重要课题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总是以自己的科学理论为核心，建构起一种科学世界的图景，企图以此反映出他们对当代科学自然界面貌的总看法，从而总结出对自然界统一性和普遍性发展规律的正确解释。
　　2．科学认识要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
　　科学家为了要在科学认识的探索中得到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定律或科学理论成果，或者是对已获得的科学成果作出正确的解释，也必然要对自然界进行整体规律的认识和思考。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指出：“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也同样不能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科学研究除了正常的探讨途径以外，还将更多地经历困难、险阻、挫折、失败的种种考验，在这样的时候，科学家更是被迫在自然观层次上进行思考，企图从中找到一种合理的认识图景和认识方法，来端正自己的思维和操作，澄清认识和操作上的混乱，从而摆脱面临的困境，推动研究工作的前进。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物理学出现了许多新事实、新现象，使原有经典解释宣布失效而引起物理学的“危机”，一些物理学家因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彷徨和忧伤。爱因斯坦对此进行了普遍的思考，得出了科学的结论——相对论，推动了物理科学的前进和发展。他深有感触地说：“当前物理学的困难迫使物理学家比前辈更加深入地去掌握哲学问题。”
　　3．科学认识的综合化要进行普遍化的思考。
　　当前，科学在不断分化和不断地综合，大分化基础上的大综合，已不仅仅是综合本学科门类的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大跨度的综合。这种综合，正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种共同形式，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看法，因而它们自身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交叉和融合，它们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难以区分和划界。换句话说，综合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哲学的属性。
　　因此，当前，普遍的看法是：科学发展出现了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趋势。哲学科学化，表现为哲学家更自觉地努力学习、吸收现代科学多方面的成果，以便为自己的哲学创造、奠定更加雄厚的科学基础；同时，哲学家在一定的哲学思想的前提下努力研究科学问题，利用其哲学思想优势作为进行科学思维的理论参照系，使他们在某些重大而复杂的科学问题范畴内，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科学哲学化，那是科学家以既有的科学为依据，向更广阔的带有哲学意义的领域迈进的一种研究趋势。这种趋势在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其相应表现，而在当代，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当代科学的高度分化，同时也进行着科学新的综合，这种趋势是随科学研究对象间内在联系的被揭示而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
　　科学向哲学方向升华，科学哲学化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地理教育学也离不开这一客观规律，向地理教育哲学升华成了它在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地理教育，正处于困难甚至危机的时期，哲学的指导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国的地理教育，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种种曲折起伏的过程：从1949年底到1957年是地理教育有较大突破和进步的时期；1958年～1966年是地理教育大滑坡的萎缩时期；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整个地理教育完全停顿，中学地理停开、大学地理系停办，地理研究所解散；1977年～1994年是地理教育恢复并有重大改革的时期，1994年～1998年由于高考取消地理科目，地理教育再度陷入困境；1998年地理恢复高考，地理教育有所转机，但过去那种困境的阴影却不易消逝。应该说，造成地理教育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的还在地理科学、地理教育自己的内部，在于自己理论的落后与贫困。金保彩先生说，当前的地理科学给人以“停留在地理现象的解释与说明阶段的印象”；张维邦先生说“理论的贫困使地理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缺乏应有的深度和说服力”；王恩涌先生也认为“地理学理论性不强，使人总是感到概念条件不够严格，因果关系有点不够清楚，定量、定性关系不够准确。特别是理论的表达缺乏简练的公式，一旦返回实际中去检验，受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往往多是一种类似，缺乏准确性的现象的重现。学习因而也觉得很难把握。”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地理教育改变目前状况，摆脱困境，必然要求助于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辩证法才能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当前需要地理教育哲学与实践结合，回答时代性的根本问题：如地理教育发展为何步履艰难?地理教育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地理教育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地理教育在人的素质培养方面的意义，地理教育学发展的特点与规律问题；地理教育、教学的方法论及其体系问题等等。对这些根本问题，都需要综合哲学的知识作出回答，给人们以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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