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收入的８０％，为确保此项收入，发展现代经济，新政府必须改革旧土地关系，实行维新的土地改革。日本政府的土地改革包括以下几项措施：（１）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２）承认农民有权自由经营农业取消对种植物的限制，（３）改革地税，废除原有的贡米和其他实物地租，一律交纳货币地税。土改虽未使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但使他们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而地主则由于这种改革加速了向资本家的转化：由于他们已不再养食武士阶层，所以新收入可用于扩大农业生产或投资于工业部门。土改促使日本农业向商品经济转化，极大地提高了农生产水平。为缓解这一变动过程中与农民的冲突，让农民也能分享到一点好处，１８７７年，新政府将地税由３％降为２．５％。

    同时，国家利用地税收益兴建了一系列现代企业，并尽快将这些企业以十分优厚的条件转让给私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大部分是过去的华族和武士，也有部分商人。这样，新政权立即与新的企业集团和财阀们建立起密切合作的关系，并很顺乎情理地为旧制度下的特权阶级在新制度中提供了立足之地－当然，其前提是旧特权阶层接受新的谋利方式。

    日本政府在这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目标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日本成为现代化工业国，以避免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由于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新政权不得不采用一种阶级合作的利益协调方式，尽量在不触动旧特权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将他们纳入新体系；农民即使在经济上没有获得什么实利，但起码也不比过去更差，况且还获得了人身自由和从事其他行业的机会。这种阶级合作的利益协调减少了民族的内耗，使日本能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变革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这与此种利益协调模式显然有很大关系。

    而在１８世纪曾雄踞西欧的法国，其国力本来比英国强大，由于始终未调整好国内的矛盾冲突，结果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折腾，才跌跌撞撞地赶了上来。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按自身条件协调内部矛盾的过程，而非按照某种理想的模式直线前进。而能否调整好内部的矛盾冲突，对发达国家本身的发展过程而言，也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西方学者在给第三世界国家设计各种发展模式时，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一点。

    第二节 失败与挫折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把焦点集中于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挫折与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尼日利亚是我们将要分析的第一个国家，它是非洲工业化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８０００多万，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有一支受过教育的，适应性强的劳动力大军以及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长期接受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形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殖民地商品经济，并产生了一个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但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样，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殖民者建立了一系列经济区，它们不是与周围地区保持联系，而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与欧洲市场直接联系。这种经济“飞地”经济落后的周围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加尼日利亚有２５０个部族因而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后果。尼日利亚部族中最主要的有居住在东部信奉基督教的伊博人、居住在北部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和居住在南部的鲁巴人等。东部是经济“飞地”集中之地，较为发达和富裕，而北部则相对落后与闭塞。这种飞地经济所造成的区域性差异使各部族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只是由于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才使这种冲突未能爆发。

    伊博人由于与殖民经济的密切接触而富于进取精神，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教育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后，激发出一种拥抱现代化的热望，这种热望推动伊博人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走在全国各部族的前列。１９６０年，尼日利亚终于获得独立，然而，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后面却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危机，殖民当局的突然撤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填补这个真空不仅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而且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种适应新形势的利益协调模式。

    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走在全国前面的伊博人，本应在这种重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事实却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尼日利亚未能避免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那种贪污贿赂之风的侵蚀，这使亟望发展现代经济的伊博中产阶级非常失望，他们决定采用非常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１９６６年１月，伊博中产阶级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按照合法方式建立起来的尼日利亚文官政府，建立起一个以伊博族少将阿格雅－艾思斯为首的军人政府。新政府宣布它的目标是实行全面改革，清除腐败之风和狭隘的部族主义。

    不管这种目标是如何的高尚，也不管这些伊博军官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们的行动已被北部人看作是伊博人阴谋统治全国的一个步骤。伊博人的经济活动早已渗透到全国的商界、企业界和教育界，由于东部地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伊博人从本世纪初就向尼日利亚其他地区移民。伊博人的文化优势使他们不久即成为新移入区的经济骨干，并成为独立后尼日利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公务人员的主要来源。他们在高级职位上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种优势很自然地激起了其他各主要部族，尤其是北部集团的敌意。他们特别痛恨伊博人在联邦公共机构中所占的统治地位。１９６６年初北部地区的出版物宣称，尼日利亚的公职４５％已被伊博人占据，而该比例在１９６８年还会上升到６０％，而北部人在这些机构中只占１０％。政变前夕，非伊博人已普遍产生了对伊博人的强烈憎恨－大多数非伊博人相信这一事实，即伊博人享受了与他们的人数比例不相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在如此不利的背景下，伊博人不仅不设法缓和与各部族的紧张关系，反而以政变的方式加剧了与各部族的利益冲突：政变中被杀死的无论是文官还是军人，都是北部人。北部人立即作出了反应。同年５月，北部领导人号召民众用暴力把伊博人从北部地区驱逐出去，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杀死杀伤的伊博人就超过了３，０００人。北部籍的士兵开始在军队里造反，反对伊博人对军队的控制，结果不仅杀死了２７名伊博高级军官，而且把新总统本人也杀死了。以后的几个月，暴力行动持续发展，大约５万名伊博人被赶回他们在东部的故土。而东部的伊博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把北部人赶出了东部地区。一场混乱的内战由此全面爆发，联邦的社会基础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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