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急于提出诸如「谁的公共性，何种公共性」问题，或者担心「公共性」概念可能瓦解文化差异。在我看来，公共性的丧失与文化差异的抹杀乃是同一事件，它们都发生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内部。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公共性看作是世界本身，她的比喻也许能够恰当地表达「公共」的含义：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正如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一样；世界向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按照这个比喻，公共性的丧失就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这种情况非常怪异，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在一张桌子的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种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彼此分离，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阿伦特，1959）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写照。

　　所谓「现代社会」，亦即是巿场社会或大众社会。阿伦特曾经断言：「近代意义上的私人性，就其最实质的功能──即保护个人的东西──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而被发现的，因此它与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最密切也最真实。」正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人的独特性和私人性彻底地被剥夺了。「社会在一切情势下都实现了平均化，平等在现代世界里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仅仅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表明了对如下事实的承认：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区分和差异已经变成了个体的纯属私人的东西。」（阿伦特，1959）阿伦特认为近代的平等是以内在于社会中的顺从主义为基础的，而这种顺从主义奠定了近代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即人成为社会生物，并一致遵循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从而使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能够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这种适合于统计学的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与「利益的自然和谐」这一自由主义假设风马牛不相及。在这一意义上，我很怀疑，如果不触及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不触及巿场社会的基本的顺从主义（conformism），哈贝马斯所假设的那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个人的社会化」是否真的能够包容「文化差异」。「差异性」是和现代社会 的基本构造方式背道而驰的。「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和评判的标准的。……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阿伦特，1959）公共性存在于不同的视点的相互关系之中，无论是视点的单一化，还是这种相关关系的消失，都会导致公共性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毁灭。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丧失并不意味着一种「私人性」的复活，也不意味着「差异性」占据了主流。相反，正如差异性与认同相反相成一样，私人性与公共性无法分割。当艺术家或艺术的欣赏者丧失了他们的私人主体的体验时，艺术的公共性也就丧失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金钱成为「客观性」的唯一基础。那些把「公共性」的丧失理解为「差异性」的罪过的人们，看来没有理解公共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内在的相关性。

　　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剥夺了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许多人因而随即转向巿场社会，并为「私人生活」唱赞歌。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巿场社会正在以它独特的方式消灭公／私的分界，消灭文化的差异，把我们置于金钱的「客观性」之上。在那里，一切得到了换算和衡量，我们由此处于一个既无联系又不能分离的世界上。巿场社会是如何把「私人领域」转化成为「社会的」领域的呢？让我们听听阿伦特这位自由主义者的看法罢：「个人对财富的占有，如同积累过程的社会化一样，归根结柢不会尊重私有财产。一切意义上的私人性都只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私有制必须被推翻，而代之以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快的增长过程。这一认识并非马克思的发明，而是这个社会的本质所在。」（阿伦特，1959）

　　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朝向全球巿场的改革，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规划和构想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理论资源，人们正在为巿场社会的到来而欢呼。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掩盖了自由主义自身面临的危机，中国社会的独特情境也难以让人充分地注意自由主义内部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不愿意也无法理解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联系。只要认真地研究社会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回顾本世纪以来劳工运动的成就，以及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便能够更为复杂地看待社会主义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历史关系。例如，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争取社会经济平等的下层社会运动，当代世界将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民族解放运动，联合国将比今天更加受控于几个霸权国家。事实上，初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从巿民解放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它们的目的无疑都是要保护下层群体的权利，以便阻止社会分化成不同的阶级。只是在反对剥夺社会平等机会的集体压迫的斗争中，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才表现为社会福利国家普及公民权的斗争。国家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唯一的出路事实上也就在于改变雇佣劳动者的依附地位，使他们拥有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中去的权利，从而 真正能够生活在安全、正义和幸福的社会当中。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应当通过更加公平地分配集体财富来加以均衡」（哈贝马斯，1994）。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似乎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代价，「巿民社会」或巿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到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有些人鼓励通过实际上受控的巿场重新制造社会不平等，嘴里说的却是「不干涉主义」。需要追问的是：为甚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的社会。但是，特定的社会姿态本身的含义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昨日是批判的斗士，今天也可能正是新秩序的辩护士。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甘愿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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