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教科文卫教育室副主任卢干奇在谈到高考改革时说,高考本身对于选拔人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注意到他说高考“是一个”好办法,言外之意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没说,但是他至少指出了当前高考制度中存在的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制度;二是“一考定终身”问题,三是考试内容还不能够促进德、智、体、美综合发展。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话几乎可以说是对高考颠覆性的结论。 我们了解,其实广大考生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加分制。在高考如此激烈的现实,按照“择高”(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择优”)录取原则,通俗地比喻可以说,差1分就淘汰一楼道,差10分就淘汰一广场,高考加分不能不让大多数考生多少有些口服心不服。 有些加分是政策性的,比如对少数民族子女、烈士子女的照顾,他们的加分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那是硬性的,当然不能说不。 让人费解的是被评为省、市级三好学生也要加分。我们怀疑这是个从小就启发孩子做一个功利心非常重的人的育人理念。按说“三好”,必须得有一个“学习态度端正”的内容,“三好生”应当正确对待高考的成败和自己的价值取向,在高考得失上更应当自觉地正确对待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而不是理所应当地高人一等、“多”人一等。如果我们培养的高中几年来的五好生顶着一个“高考加分”的桂冠,成为少数另类的“高考贵族”,那显然背离了我们培养评选“三好生”的初衷。 再说,“三好生”中最重要之一的就是学习好,对于上高中的孩子来说“学习好”真金不怕火炼的最后检验就是高考,你“学习好”了怕什么?有人说,“三好生”社会活动多,学习多少有些耽误,我们认为,再耽误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这是部门安排的问题,靠加分的行政许诺培养孩子的“投机”、“侥幸”心理,那是大人的错。 针对“一考”能不能“定终身”?“加分”合理不合理?怎样“综合考核”?等诸多困惑,我们摘录环球时报的报道,作为“脑筋急转弯儿”的一个借鉴如下: 牛津和剑桥大学作为世界顶级学府,一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招收标准而著称。面试一直是世界各地报考学子必须经历的一关。有人曾抱怨这两所学府的面试题太过冷僻。比如牛津大学法律系的问题是:“如果说有人撞向灯柱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剑桥大学兽医系的试题是“为什么植物没有脑袋?”牛津古典文学系的试题是:“如果恐惧来自于会给我们造成伤害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怕蜘蛛呢?”剑桥政治系试题是:“流浪歌手那么能唱还流浪街头,他们是不是疯了?”牛津哲学系的试题是:“古时候的人是怎么知道2+2=4的?” 结论是,从所有的问题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牛津和剑桥对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都十分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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