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这是教育的本质与根本目标。然而把这个“促进人的发展”往深里想，就面临着如下问题：一方面是依据个人愿望、能力、天赋等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体现在课程设置与教科书编写等方面）依据需要的人才的标准来塑造人，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无疑，学生在现行教育体制中不大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完全根据自己的禀赋来自由发展。

一个是教育中最大的自由，一个是教育中最大的限制，落实到学生身上，就是发展的两难问题。对多数学生来说，这不大会成为问题：学校让学什么，我就学什么；老师怎样要求，我就怎样做。所谓的自由发展，不过是个人在正规学习后所剩的时间里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对少数学生而言，这种矛盾会发展、强化甚至尖锐起来，典型的例子是韩寒。这种冲突用韩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发展最可能导致全面平庸”“就我而言，理科已经对我完全没有意义，尽管它对时代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韩寒最终选择了休学的方式，按自己的个性来发展。对此，社会舆论褒贬不一：有人相信韩寒有这个能力；也有人表示担忧，理由是85%的少年作家都在成年后“泯然众人矣”。

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在《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续集）》里坦言：“有一个问题总是不断地引起我深深的思考：50年来，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特别出类拔萃的世界级大师，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与巨人……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责任也不全在教育，但教育难辞其咎。这同我们同步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及教育策略有关，更同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关。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只讲全面发展而不讲个性发展，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平均发展，门门满分才是好学生；只强调培养普通人，而从不敢提英才教育，似乎一提英才教育，就违背了教育平等的原则……”试问，我们的学校有没有做到：不仅为分数、升学负责，为地方和学校负责，而且为学生生活与生命质量负责!我们的老师能否追求“不选择适合自己教育方式的学生，而是尽量创造适合所有学生发展的教育”!不用回答，答案不言而喻。

2002年《教育参考》转载了一篇文章，说现在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牛顿等其他许多世界级大师都花费他们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几乎意识不到身边真实世界的存在。但是，当今通过电视、书籍、网络等传播的信息过多，人们面对如此之多的干扰，还能保持这样的注意力吗？成人尚且如此，今天的学生面对如此多的课程，应对如此频繁的考试，又怎是一个“累”字了得!

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的确有许多课程许多知识已经老化了，以致学生成人后都会“还给老师”。限制应该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这个界限说说很容易，关键还是要看课程设置和教材。现在课程改革有一句口号，叫“让学生拥有自己的课程”。国家课程要培养符合国家要求的公民，开发地方课程则可以满足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学校课程则体现了学校的教育特色和人才培育的优势。显然，它们都缺乏对学生“这一个”的深切关注。学生各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和成长路径，理应拥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课程。但目前连喊滥了的“学生主体”“个性发展”都显得空泛，更不要说个性化的课程了。也就是说，真正由学生参与设计，从学生的经验及其差异来构建课程，在现在只是罗曼蒂克的想法而已。教材差不多，课也一样上，什么时候给每个孩子自己的课程，又给怎样的课程呢？不一定每个学生都度身定制，但根据学生特点对课程做些微调和有所补充则是可能的。以前兴趣特长的培养就是在自由与限制之间的一种良好的选择。问题是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宽一点，而且不能仅仅局限在特长生身上。

面对限制性很强的课程，我们一线教师完全有可能给学生更大的发展自由。我始终觉得，我们的学科教学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由于知识相对容易把握和评价，其他如兴趣、情感难以操作和评价，因此我们很容易把课程与教材上的知识当成教学的硬任务，而情感、价值观等则可有可无。为此所限制所困囿的教育，除了获得高分外别无价值。

知识学习的目的在于积累文化知识，更在于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焕发并维持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如果有助于学生主动、活泼、创造性地学习──这种自由发展境界，那么完全没有必要追求知识的“堂堂清”“天天清”“月月清”了!围绕知识层层设问，把教学搞得繁琐；把知识当成所谓的权威，只要学生例证或运用，不准质疑或补充；等等。诸如此类的教育，是为知识的教育，也是目中无人的教育，因而必然是枯燥的、失败的教育。

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小学作文教学总是喜欢先把知识（如审题、中心）讲一遍，然后让学生写，要求围绕落实这个知识点，弄得学生不知所措。事实上，我们成人每次作文也并非都要中心突出。与其给学生一个框（有时候是一个紧箍咒），不如让多数学生先动笔，先自由写作，对少数有困难的学生适当做一些引导点拨。这样就比较好地解决了限制与自由的问题，将有助于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在一个“死”的知识框架里尽量自由地发展。所以，解决教育的限制与自由的问题，关键在于：一是教师更新观念，真正以人为本；二是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有科学的管理理念，创设民主的管理氛围。

教育要在限制与自由之间做好文章，的确不易。中央教科所蒋国华先生曾这样总结了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他们的科学发现既不是预定的，也不是组织安排的，而大多是个人兴趣、好奇心所致，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所以，“教育应以充分发展人格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目的”。（《世界人权宣言》）考虑到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许，我们真的不必担心、指责韩寒，我们的教育实在应该让学生的发展自由、自由、再自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