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modern education）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表征的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教育。“现代教育”，作为一种观念，在17世纪夸美纽斯（J.A. Comenius）的教育思想中就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表露；但作为一种制度则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后系统确立起来的，以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为标志。

现代教育是受“科技理性”所支配并追求“科技理性”的教育。“科技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是通过合规律（规则）的行为而对环境加以控制的人类理性，这种理性以“控制”为核心，控制的目的是提高效率（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率）。

因此，现代教育一开始就与有效控制结下不解之缘。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即是日益按照“科技理性”的原则组织起来，日益走向“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和“制度化”（insitutionalization）的过程。

而现代教育的科层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课程与教学日益分离的过程。课程日益成为单一化、同质化的“制度课程”（the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所谓“制度课程”，是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规定并实现的合法化的学校教育内容。“制度课程”具体体现为官方的课程文件（课程标准、课程指南、教科书，等等）及这些课程文件的操作形态。“制度课程”具有密切联系的两种功能，即外部功能与内部功能。

就外部功能看，“制度课程”处于学校教育与社会的交叉点上，承担着把社会（或社区）对学校教育的期望和限定转化为具体的教育计划的任务。这具体体现为社会按照外显或内隐的价值观对课程内容（知识、技能和意向）进行选择和组织，并将这些内容转换为适合班级使用的学校学科。就内部功能看，“制度课程”实际上成为一个对教师的工作进行管理和限定的规范框架。

随着现代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制度课程”成为对众多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控制的有力工具。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官方规定的课程指南往往对教师的教学实践规定得非常详细，以排除教师可能做出的与官方认可的社会需求相悖的课程变革。

在制度层面，课程与教学极易成为两个分离的领域，二者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线性关系。课程就成为学校教育的实体或内容，它规定着学校教育“教什么”。教学是学校教育的过程或手段，它规定着学校教育“怎样教”。课程是教学的方向或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之前和教学情境之外预先规定好的。

教学的过程就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的过程，而不应当对课程做出任何变革。这样，课程与教学就被割裂开来，机械地、单向地、线性地发生关系。

教育科学在20世纪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学校教育的有效控制。因此，20世纪的教育科学主要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对学校教育展开研究。将课程、教学以及整个学校教育像对待自然事物那样进行分解、量化、展开实验室研究，由此获得分门别类的“规律”及基于这些“规律”的处方。

确实，20世纪教育科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怎样控制学校教育，而不是对学校教育进行理解并使之富有意义。教育科学在20世纪不断发展的历史即是课程研究与教学研究日趋分离的历史。

课程研究的基本使命是将课程开发纳入理性的轨道。从课程开发科学化运动的创始者博比特（F.Bobbitt）与查特斯（W.Charters），到将课程开发科学化运动发展至顶峰的泰勒（R.Tyler），以及泰勒的众多继承者，形成了完备的理性化的课程开发程序。在这个漫长的研究历程中所诞生的形形色色的课程开发模式皆可归属于“目标模式”的范畴，皆具有“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的性质。这类研究对课堂教学关注甚少。

从裴斯泰洛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倡导“教学的心理化”运动以来，经福禄倍尔、第斯多惠、赫尔巴特的发展，教学论在19世纪就成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末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教学论则开始成为科学心理学的分支。20世纪初教育心理学从科学心理学中分离出来以后，教学研究开始建立在教育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教学论遂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分支学科，这种研究取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从总体看，这类教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对教学行为的有效控制，是效率驱动的。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进行实证实验研究，力求发现最好的方法或模式；一是所谓“教师效率研究”（teacher effectiveness research），主要研究影响教学效率的教师的个性品质和教学行为表现，力求发现确认最好的教师的标准。这类研究对怎样控制教师的教学行为积累了大量资料，对教师教学行为分析的精细程度相当惊人，然而对课程内容本身却极少关注。现代教育制度把课程简单化为单纯的“制度课程”，而“制度课程”则是社会意志的合法化，通过“制度课程”对教师的教学加以控制，进而实现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控制。

因此，现代教育中课程与教学分离的过程即是现代教育日益工具化、日益成为现代科层社会的一个环节的过程。这是“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在现代教育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日益膨胀的过程。同样为“科技理性”所支配的现代教育科学的兴起加剧了课程与教学的分离，进而加剧了现代教育的工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