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当我们谈到我国的教育问题时，有一种观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与教育结构的重要变化是密切相连的。

每当社会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飞速发展时，教育也需要变革，不仅在最后的结果上，而且也包括教育内容，即达到一定教育目标的学校课程。然而这种观点在社会和教育的变化的步调十分接近的旧时代中虽然或多或少的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但在今天，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教育的变革之间的差距却大得很难沟通。

这种状况反应在教师身上，就是他们不再明确“要求他们讲授的内容是不是仍然有用”。学生们也很担忧，因为作为“学校课程的内容”给予他们的东西不能解答这一代人从对生活的观察中所产生的、往往超出教师们直接经历的迫切社会问题，所以，许多教育家建议：今天的学校必须讲授有关当今世界的知识，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关于这一点，各方面争论不休，而且各自所持的看法不是总令人信服。假如说我们生活在充满现代化的技术的时代，难道过去的古典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方法和内容（伟大的文学著作、优秀的民族传统等）就过时了？

同样不合时宜的是有些人主张为了解决年轻一代适应社会的要求、对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满而提出来的朝向“现代精神”的竞赛，如了解最为时髦的社会问题、学会最新的理论和不切实际的掌握所谓大众传播媒介。教育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在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按照《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观点，教育的任务是：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认知的意思不仅是学到一整套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学习，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做事，除了掌握做事的技能外，还要能在新形势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以及终身的学用结合；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则超出了宽容他人他物的意思，意味着希望能了解他人，能在彼此的尊重中与他人共处。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美好的，可是如果没有讲授和传播的内容和知识，这些任务又怎能完成呢？在日益多样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在教育被寄予的希望和受到的责难一样多的当下，这些知识和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学校课程）又是什么呢？由谁来做决定？由谁来批准？怎样在“可能性选择”的广阔空间内实现从“经验主义”方法向建立在更加科学基础上抉择的转变？这种种不同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国家关注教育改革的各界人士进行认真探讨的。

已达饱和点学校课程显然是社会的直接反映，他们来自社会又再现社会价值。学校系统在其不同发展阶段都有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而在每一个阶段中，课程活动（科目）计划都是以提供达到这些目标的适当措施（内容）为目的。

这些措施是综合了三个方面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是社会对必要的科学技术的需求。二是社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有各个阶段在教育上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学生按具体目标而进入社会。三是一定的文化模式的规定，即通常被认为的有关国家民族特性最准确的反映。

要想实现这个整体综合关系，必须遵守实际可行的原则，应用现实主义的方法，采用与所培养的学生群体一般能力相称的标准。

事实上，上述三个方面是难于兼顾的，原因是政府基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对教育所能起的作用的估计越来越高──教育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另外教育当局在采纳适应于特殊目标的国家计划制度方面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教育的决策者而言，他们越来越要求教育应付由于技术和生产力同时进步而产生的各种新现象的影响，这种进步毒害着人力资源培训和人的生存环境。使各级教育沦落成解决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的临时机构，教育的主动精神真的能够解决与“现代化”伴随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吗？

人们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而提的建议之一就是不停的扩张学校教育的课程，而且新增加的内容很难成为“科目”，它们只是一些在先前已有的内容上不断增添的“额外的东西”，因为这些内容缺少认识论的根据，只和个别训练内容的特殊方面有关系。

这种并入一些被认为需要而且不可能拖延的新内容使课程趋于饱和的做法，正在破坏着整个学校制度，也使学生陷入经常性的难以应付的忙乱。由于所有这些“新增科目”的出现，学校成为解决社会所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的场所。

在“不能忽视教育的”旗号下教育内容向当代社会问题过分开放的状况正在侵蚀着作为“人类教育者”的学校的职能。况且这种急于列入新增内容是否实际上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是很难估计的。

其实每一种社会问题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人们认为主要的社会问题仅仅由于在年轻时给人们用一种不明确的预防性措施就可以使这些问题销声匿迹，无疑是一种幻想。

这样的解决办法有理由使人们相信会误入歧途，使学校教育机构和其他的对社会问题解决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机构走到与他们本来的职能相反的道路上去了。学校系统怎么能应付如此大量的增设科目，而且还要保证传授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