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向社会证明哲学的有用性和价值，靠的依然是他的哲学。如果说哲学也是一种知识，而知识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总是有用的，那么哲学当然也有用。但是，哲学作为知识，则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不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知识，还不算太特殊。更为特殊的，是哲学知识的最大“不确定性”。23哲学知识不仅在不同的时代是不相同的，而且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家那里也是不相同的。再夸张一点说，世界上的哲学体系就像时装，不仅随着设计者而变，而且也随着季节性而变。人们抱怨哲学扑朔迷离，让人无所适从；抱怨它只开花而不结果，它只会精神亢奋而不能生育。哲学家所作的努力，就像受罚的西绪福斯（Sisyphus），他把石头从山下一次又一次地推上来，是为了不断地让它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滚下去。他的不懈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他的辛苦却是徒劳的。24

哲学知识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于同样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的见解一直不同。哲学的性质和作用这两个问题，对于哲学家来说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哲学家往往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哲学体系的最前面或最后面去讨论，就表明这两个问题在哲学中所居的特殊位置。哲学家对哲学持什么基本立场，与他们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但哲学家对它们的回答首先就不相同。上面提到，哲学家一般不认为哲学具有实用性，一般也不认为哲学没有作用和价值。但一谈到哲学的用和价值在何处，就立显不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只是寻求智慧，它是有别于技艺和实用性的一门最高的学问；对于马克思（Karl  Marx）来说，哲学主要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在于成为变革社会的直接催化剂；对于罗素（B.A.W.Russell）来说，哲学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便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25对于石里克（Moritz  Schlick）来说，哲学是服务于科学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是不合时宜的，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它不关心人们熟悉的日常事物，它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26因此，哲学既没有工艺和技术那样的实用性，也不可能具有促发一种历史状态的直接性力量。哲学的功用“在于加重历史性此在，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加重绝对的在”。27哲学的影响只能在间接和事先不能预知的迂迴过程中发生。对金岳霖来说，哲学是一种游戏，是按哲学规则来进行的游戏。游戏不是儿戏，它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它活动常常有其它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28等等。如果继续罗列下去，就一定会是非常冗长的各种不同看法的清单。连哲学的性质和作用这样的前提性问题哲学家就不一致，我们还如何去期待哲学的作用呢？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就哲学的作用再加上一种说明呢？如果就此止步，的确让人感到沮丧。

但我们不必急于感到悲观。只有在与科学知识的相对确定性相比的情况下，哲学知识才会显得如此不确定；只有在与技术作用的直接性和可估量性对比之下，哲学的作用才让人觉得如此捉摸不定。哲学不是科学和技术学一类的知识，因此决不能用科学和技术的标准去衡量哲学。这一点至关重要。不少对哲学的指摘，都来自这里。但是，哲学知识的独特性，也许正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哲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许正是由于与不确定性相联的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的人的不同精神需求。我们有必要先追问一下哲学知识为什么是“不确定”的，进而再看一看，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是否就是一种不幸。

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不仅意味着上面谈到的对于同样的哲学问题哲学家歧见丛生，而且意味着哲学知识缺乏明显的线性积累，意味着不同哲学体系的难以公度性。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又因哲学家们相互自负而加强。哲学家们的习惯性作法之一，是毫不客气地对前人的哲学体系进行毫不留情地“颠覆”，并自豪地宣称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真理性，就像休谟（David  Hume）在他的《人性论》一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凡自命在哲学和科学方面给世人发现任何新事物的人们，总喜欢贬抑前人所提出的体系，借以间接夸耀自己的体系，这对他们说来是最通常和最自然的事情。”29或者像《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那样：“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里不包含哲学家之间的有益性批评，而只是指喜欢通过摧毁他人哲学体系的方式以确立自己的哲学的地位。严格而言，不管是庞大复杂，还是微小简明，只要是一种哲学体系，就无法完全被摧毁。尽管人们主观上想完全摧毁某种哲学体系，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从来没有被彻底地摧毁过。

这取决于哲学真理的特性。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具有自身的“一贯之道”，它是一个哲学家殚精竭虑、慎思明辨而获得的。哲学体系的“一贯之道”，是哲学家在哲学上所提出的对于他的哲学体系具有根本性的新见和主见。哲学家用这一主见去推演和解释其它一系列哲学问题，并构筑起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由于哲学家的“主见”是有所不见的“见”，他的哲学体系是“以偏概全”的体系，因此哲学家的一贯之道，又是一种“偏见”。30“偏见”，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偏之见。“偏见”相对于“全见”。在日常认知中，“偏见”实际成了不正确看法的代名词，是我们所欲克服的“成见”。但是，哲学偏见恰恰是哲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哲学本身可以说是各种不同“偏见”的总名。31作为一个哲学体系一贯之道的偏见，它是对“整全世界”从一个独出心裁的立场所作出的“整全”解释。对于哲学家来说，“全见”是不可能的。但哲学家往往相信他的偏见就是全见，就是对整全世界所提供的一个统一的圆满解释。从主观态度来说，哲学家以追求“全见”和“正见”、以追求完整的真理体系为知识的最高理想。也许是一种天性，哲学家往往好大喜功，他们喜欢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像宇宙的本性等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常常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心智所能允许的极限性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家们一开始就为自己设置了他无法彻底完成的难题。哲学家们勇气可佳，他们都相信自己能够解开斯芬克司（sphinx）之谜，并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就是问题的圆满答案。但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来说，哲学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不是最终性的。宁可说，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所谓最终性的解决。哲学家所提供的各种哲学体系，只是对“整全世界”所作的不同旨趣的深度观察，说到底就是不同的“偏见”，就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根据哲学家们的愿望和他们所作出的承诺，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统一的“道术”，哲学家都是智慧的化身。但实际上，哲学家只能是“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不是“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是“道术”从来就没有完全“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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