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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温州报道 “你看，这么多花圈，送行的人也至少有两三千，要知道灵昆岛上本来就两三万人，这可能是灵昆有史以来最大的丧事。”指着放在街上的数百个排成几十米的花圈和花篮，以及排成长龙的送行队伍，一位姓黄的老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黄玉生，温州龙湾区灵昆中学校长，这位在温州教育界口碑甚好的教坛新秀，11月11日下午3点，改完最后一份期中试卷后，去学生家家访，被学生的父亲砍死，年仅42岁。 对于这场凶杀，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何杏仁的评价是：一位中学校长在家访时被学生家长杀死，这是前所未闻的恶劣事件。 “我为你呕心沥血，你却要我生命鲜血！”在灵昆中学的校门口，一些青年教师用标语表达自己的愤怒。 黄玉生家访的学生郑某，在灵昆中学很有名。 “这是一场校长与‘问题少年’之间的较量，黄校长期望的‘战果’是感化他们，希望他们改邪归正，成为正常少年。但是，黄校长输了。”灵昆中学一位老师这样评价黄的殉职。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情原委的两种版本 不少人的一个共同疑问是：家访向来是班主任和政教处的责任，身为校长，为何还要亲自去？ 灵昆中学办公室主任黄建勇回忆，“黄校长出去家访的确切时间，没人知道，我们是校长遇难之后才知道他做了家访，谁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只知道，那天上午，黄校长的爱人，也就是初二(3)班的班主任何芙蓉老师生病了，校长上午陪她去医院看病，下午则是批改期中社会试卷。” 在黄校长家访被杀之前，凶手的儿子，也就是初二(3)班的学生郑某，已数天没来学校上课，期中考试也没有参加。 “黄校长亲自去家访，我想可能是因为郑是初二(3)班的学生，而班主任恰好是校长的爱人，爱人生病不能家访，所以黄校长就亲自去了。”黄建勇这样推测。 另外一层背景是：11月8日，郑在上数学课时大闹，甚至想把老师赶出教室，后来老师把这事告诉了黄校长，校长找郑谈话。“那次谈话中，黄校长很严肃地批评了郑。校长亲自家访，可能是他认为孩子旷课不考试与自己的批评有关。”灵昆中学某老师持这种观点。 但是，在郑那里，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版本。《中国青年报》是这样报道的： 郑回到家，坐在门槛上抱着头，郑缘波问他是怎么回事。“我被老师打了一巴掌。”郑回答。“被老师打很正常啊！”郑缘波说，但郑告诉他头很晕。 当天下午，郑缘波带着孩子来到了学校。“你为什么打我的儿子？”他问黄校长。“我没有打他。”后来，郑听黄校长说“我只是轻轻地挥了他一下”。郑缘波和黄校长吵了一架。在临走前，他对黄玉生说：“我先把儿子带回家，有什么事就找你。” 灵昆中学校办主任黄建勇对《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并不赞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也看到了报道，感觉好像是杀人犯的一面之词。老师们看了报道之后，都觉得很痛心。” 有一种说法比较典型：黄校长没有打人，但在批评中，手戳一下之类的倒很可能，后来拍CT之类的事，纯粹是他爸爸在瞎搞。 灵昆岛上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郑缘波可能想把事情闹大，趁机敲诈，有人曾在郑缘波吃饭的地方听他说过，没几千块钱，这事是摆不平的。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没有找到听到此话的人。 但无论争议如何，黄玉生校长在11月11日下午还是被杀死了。 当天下午4点多时，灵昆中学接到电话，黄玉生校长被杀。当他们赶到医院时，只看到了校长的尸体：黄玉生脖子上，从喉结到右耳下方有一条近20厘米长的刀伤。地上放着他的一条裤子，裤子上泥迹斑斑，且很多部位被撕裂。 “好校长” 尽管对黄玉生缘何家访有不同版本，但对黄玉生校长的评价，无论是主管领导、灵昆中学师生，几乎众口一词：“真正的好校长。” 在学生心目中，黄玉生更像一个和蔼的长者，初一(3)班的陈西璋同学回忆他的校长：他是一位年长者，戴一副眼镜，挺着一个啤酒肚，脸上老带着微笑，还跟学生偶尔开玩笑。 在黄玉生去世之后，一个陌生中年妇女到黄玉生家哭灵。“她的哭声甚至超过了黄玉生的亲戚和家属，我们老师们都纳闷，黄老师好像没有这个亲戚呀。”政教处主任陈成尧这样回忆。 后来有老师认出她是一个毕业生的妈妈，找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名叫蔡月华的学生家长，孩子三个月时，她就死了丈夫，母子俩的经济来源全靠她卖带鱼。在孩子上初中时，黄校长就帮着减免了不少学费，还个人资助给孩子500元，助他顺利完成了学业。中考时，孩子考上了职高，蔡月华四处借钱筹措学费，但还是不够。蔡月华为此再次找到黄玉生，希望校长打个证明让职高学校减免学费，黄玉生担心职高减免学费较难，就自己掏出了500元，让她先解难。之后，黄玉生断断续续给的学费总数有数千元。 这个持续数年的善举，黄玉生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爱人。 走进黄玉生的办公室，一张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办公桌上，放着《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国教育简史》等书籍和资料，而最显眼的是一瓶“胡庆余堂腰病丸”的中药和一板欣克片。学校党支部书记吴圣林说，“黄玉生身体一直不好，只有一个肾，还有胃病。” 作为校长，掌握着学校的财权，但黄玉生的清廉也有口皆碑。在办公室里，放着这样一张欠单：今借到灵昆中学单人单米铁床一张。这张借条写在黄玉生殉职的三天之前。 “问题少年”是同学的噩梦 无论哪一种版本是真正的事实，但校长被杀事件的导火索，毫无疑问是上课吵闹的学生郑某。 说起郑某，灵昆中学几乎无人不知，按老师们的说法，“他是有名的‘问题学生’。” 黄建勇也教初二(3)班的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郑这个孩子品质较差，学习成绩也很不好，是有名的问题学生。” 林淑是郑的同班同学，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的成绩是班级倒数前三名，每次考试，几乎没有一门功课能考及格。上课迟到早退，上课时乱说话，和老师顶撞等等，也很平常。” 不只是成绩的问题，郑的性格还特别犟，比如说冬天天气很冷，你要关窗，他却偏不肯，哪怕自己也受冻，也不让别人暖和。“在上课时，他不好好听课，就会吵身边的同学，自己不想听，让别人也别想听。”有同学这样评价他。 除了学习不好、性格倔强之外，郑的其他一些行为则行走在违法犯罪边缘。《瞭望东方周刊》接触的郑的四名同班同学称：“他还敲诈，常常说自己表哥怎么厉害，向小学和低年级学生要钱，数额每次都在几十元左右，反正对方有多少他就拿多少。他这样敲诈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还赌博，一般是和高年级的学生，或者干脆是社会上的小混混，输钱之后，他就向同学敲诈。” “他常常带一些在外面混的人进学校，打那些他不喜欢的同学。有时候，老师布置学生必须要做的功课，他不想做也不会做，就强迫弱小但成绩好的同学做，不做他就会打。” 在郑同班同学的眼里，他似乎更像一个“小混混”。 对初一年级的张某来说，郑是一个恶魔，从踏入校门后不久，张某就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这个经常被郑欺负的学生，在高年级学生的鼓励和记者保证不向郑告密的前提下，才敢与记者聊聊。 第一次被郑欺负，发生在张某进初中那年的9月。那天郑和往常一样，穿着有些脏乱的衣服，张某和同学路过他身边，就指了一下。这种“不尊重”行为引起了郑的极大愤怒。张某被拖到一边，头上被打了几下，还挨了一个耳光。小学刚毕业的张某承认，根本不知道读初中会遇到这种事。 之后，张某在路上或学校里看到郑时，总是尽量避让，但噩梦并没有因此而终止。 10月的一天，一个自称是郑的大哥的小青年，找到了张某，索要40块零花钱。“如果不想像上次那样挨打，你就得花钱消灾。”张某对这句话记忆犹新。第二天，张某以要和同学去吃肯德基为由，向父母要了钱，并缴纳了“保护费”。 之后，张某还数次被索要保护费，被打的事情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尽管没有被打，但张某每次看到郑或和他长得较像的学生，就十分害怕，甚至“上课时，窗外闪过郑的身影，那这节课就别想听了”，“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上课平安回家”，“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被打耳光”。 敲诈已给年少的张某埋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事实上，被郑欺负的初中生，不止张某一个。 同是初一学生的刘某，曾两次被郑欺负。刘某个子较小，在生人面前说话，也是怯生生的。他被欺负则可以说是毫无理由。有一天，刘某放学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郑也路过，被他叫停之后打了一个耳光，然后郑就笑嘻嘻地走了。第二次的遭遇也大概如此。 有一次，郑带着一群社会上的小青年来学校，当时刘某刚好走过，郑就指着刘某说，这个小鬼就是被我打了之后毫无怨言的，以后大家罩着他。因为是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刘某的许多同学也在场，刘某说，感觉自己很丢脸，之后见谁都怕。 少年的家庭问题 尽管郑的父亲郑缘波很早就知道儿子是灵昆中学有名的“问题学生”，但他似乎顾不了这么多，他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活下来。 在灵昆上岩头村，郑缘波一家的穷困，很多人都知道。 郑缘波的家，是一个大约20平米的土砖房，门口朝北。屋子不过两米高，成年人伸手即可碰到屋檐，大门用破烂不堪的木块做成，开门就是一片野草。平日，郑缘波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样的家里。 郑缘波一家最大的经济来源就是低保的收入，按温州市的标准，一个月200多元。郑缘波长期生病，尽管龙湾区也有农村医保，但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郑缘波根本无法筹措。 一位同是郑姓的老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郑缘波一家最窘迫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甚至连酱油都没钱买。所以，他们家经常靠吃‘庙饭’过日子。”照浙南一带的农村习俗，吃“庙饭”的人往往是孤老或破落户。 除了穷困之外，郑缘波的火暴脾气也出了名。 “别看他一身是病，打起老婆和孩子，一点都不含糊。”不止一个邻居这样说。“有一次，老婆被他打到水渠里，别人去拉她，他手一指，对着大家喊，谁敢救她，就杀了谁。”同村的一位中年妇女回忆道。 灵昆镇的政府部门也见识过郑缘波的坏脾气。每到过年过节，镇里有关部门给他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时，常常遭到他的痛骂。 事实上，郑缘波杀人并非毫无预兆。据邻居们的回忆，就在案发的前几天，郑缘波的老婆被他打得离家出走。 在杀人的前两天，有村民在庙里遇到郑缘波，郑缘波对他说“很想杀人”。 “郑缘波除了打老婆之外，郑也常常挨打。那孩子无缘无故去欺负低年级的同学，可能是因为在家里受了委屈，怒火无法发泄。”一位对郑家有些熟悉的老师这样分析。 家庭赤贫无疑给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不要说同龄人的一些享受，郑不可能拥有，他还要和家里人一样，甚至要为一日三餐担忧。 灵昆虽然是温州市区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但在这个只有三万人的小岛上，百万、千万富翁并不鲜见。哪怕是郑缘波的邻居，经济条件和郑家也有天壤之别。郑家两边的邻居就拥有考究的小楼。 中学生最喜欢的社交活动无疑是给好朋友庆祝生日，但初二(3)班的同学中，似乎没人知道郑的生日。 和许多孩子一样，到市区吃一顿洋快餐，是享受。但郑没有这样的机会，同学在他面前讨论肯德基新出了什么食品时，他常常表示不屑。 悲剧链 “黄校长家访被杀事件，其实是一连串悲剧的最后恶果，郑缘波长期患病无钱医治，加上其脾气暴躁，导致了他家庭的悲剧，而家庭的悲剧，毫无疑问是他孩子成为‘问题学生’一个重要原因；如果郑不是‘问题学生’，黄校长就不会去家访了，郑缘波不悲观绝望，就不可能杀人。一环扣一环的不幸事实，构成了一个悲剧链。”灵昆中学一位青年教师这样分析整个事件。 令人担忧的是，造成悲剧的孽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据灵昆中学教师反映，这所学校的“问题学生”决不仅郑一个人，还有比郑更“厉害”的学生。该校一位政教主任的家门，曾被一些学生砸破。一些老师走出校门后，曾遭学生的群殴；更有甚者，有的学生来上课时，带着管制刀具。 老师们似乎对这种行为没有太多办法。黄建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少数孩子，在学校里是学生，走出校门就是小混混，你批评他几句，他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会指着你的鼻子骂。郑甚至还想把数学老师赶出课堂。现在倡导素质教育，不能骂孩子，更不能打，对这种毫不讲道理的学生，我们有时候真的无能为力。” “学生厉害点倒还不怕，就怕他们的父亲也像郑缘波那样。”一位老师这样自我解嘲。 “不讲道理的家长确实有，我们在学校批评了孩子几句，家长跑到学校来不是检讨孩子的过失，而是骂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学生。你说，师道尊严在哪里？”黄建勇悲愤地说。 事实上，被害的黄玉生校长和他的同事们，为感化问题学生，已努力多年。 走进校长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满一屋子的书、资料和笔记。在办公桌上的笔记册里有这样一句话：给处分的学生以希望。告诉他们表现好的话，可以取消处分的。取消处分的重要性。班主任要宣传这些政策。黄玉生特别在“希望”一词下画了两条横线。写上这心得之后的11天，黄玉生就被害了。 许多老师都回忆，对于“问题学生”，黄玉生校长强调最多的就是爱。 在8月份的笔记上，他写道：大家看了《爱的教育》VCD，大家看得很认真，一些事情，也曾发生在我的身上，教育一个人，不是急功近利的，要引导，要宽容，要给学生以爱�� 但黄玉生校长至死都没有看到，让他心焦的一些“问题学生”，最终成为上进争气的好少年，由此有老师认为：黄校长输掉了这场较量，毕竟学校承担的教育责任，最多只是三分之一，面对家庭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校常常也力不从心。 然而，更多的老师似乎情愿相信黄玉生并没有失败：在父亲郑缘波砍人时，为了救校长，是儿子郑某用手挡住了砍下来的第一刀，左手手掌几乎被砍断！ 那位一直靠黄玉生捐助学费维持学业的蔡月华的儿子，今年下半年已在温州一家有名的酒店实习，明年6月就毕业了。-(本文原标题为：校长被杀与问题少年)
恶势力如何渗入未成年人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吴芳兰/温州、上海报道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团伙作案特征，而且有向“专业化”、“集约化” 团伙方向发展的趋势 11月20日傍晚，温州新城站附近某网吧。 “谁说我不到18岁，谁说我的暂住证是别人的？你看看周杰伦，还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谁知道他其实已经34岁了呢？你再看看TWINS的阿SA和阿娇，弄得跟幼齿一样，谁知道她们已24岁呢？老子就是长得年轻，你又怎么样？” 少年的话招来整个网吧的人哄堂大笑。服务员尴尬地走开了。这个声音还有些稚嫩、头上漂几缕黄发的少年，说这些话，是为了反驳服务员认定他不满18岁。 少年指着电脑屏幕对记者说：“哥哥，你能不能教我打CS，我很想玩。”说这话时，他恢复了孩子的天真，一脸真诚与无辜。稍微点拨之后，他就玩得有模有样了。但不到半小时，记者又被和黄发少年一起来的孩子打断，他指着地上说，“哥哥，你的钱掉了。”记者一看，果然是10多个硬币，但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丢了，犹豫一下之后，还是弯腰捡了起来，放在桌边，等待主人来取，然后继续游戏。一个多小时之后，记者突然发现，放在桌上的手机和公文包里的现金，都消失了。身边的黄发少年和他的同伴也早已消失了。 正在此时，网吧服务员走了过来，没等记者开口，就先说道，“少了什么东西吧？这群孩子是小偷，我刚才就是想用暂住证不是他的这个理由，把他们赶走，但没想到你们还嘲笑我。他们别说18岁，有没有14岁还很难说呢。” 后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才知道，这群少年是一个小团伙，专门以骗和敲诈为生。对成年人，他们偷或骗，对初中生、小学生则是敲诈甚至抢劫。这些人经常出没于小饭店、餐馆和网吧，小老板们无不避之如瘟神。 事实上，像黄发少年这样的违法犯罪团伙，并不算是最“出格”的。近年来，未成年人组成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从砍手党到飞车党，再到温州苍南的五街帮，一个又一个被打灭的涉黑犯罪团伙中，都出现了未成年人的身影。 尽管中国政府对未成年人问题极为重视，但毫无疑问，犯罪活动低龄化的趋势值得关注，而黑势力渗入少年，更应该警惕。 少年五街帮 11月底，温州市苍南县政法系统的公务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涉案160多人五街帮的成员，将要陆续接受审判。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温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恶势力团伙，帮主居然年仅16岁，而帮会成员中，有五分之一未满16周岁。 这个少年帮主在苍南被形容为恶贯满盈。 从2004年4月以来，在苍南灵溪镇，这个犯罪团伙绑架、强奸、抢劫、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猥亵妇女、聚众斗殴、殴打他人，作案200余起，搅得整个灵溪鸡犬不宁。 早在2002年，该团伙年纪最小的骨干张宝顺、林业青等七人策划，通过开设赌局进行绑架敲诈。受害人蔡某的妻子被迫送去赎金22000元。 这还没完，张、林又逼蔡某当场出具30000元的欠条，林某某等人三日后到蔡某家拿走30000元现金。蔡某怕再次遭害，被迫卖掉房子移居杭州。 该团伙形成于2003年4月，首恶卢天明，从县城周边乡镇，吸收了无业青少年和在校高中段学生近百名，在灵溪镇大肆作案。 因为五街帮而被迫卖掉商铺、搬家甚至逃亡的商家和个人，绝非蔡某一家。 除了敲诈、绑架之外，强奸也是他们的主要罪行之一。成员中强奸记录最高的多达七人。 曾和这个团伙若即若离，但没有参与犯罪的周闻天，对这个团伙印象最深的就是性乱：“许多人的女朋友是发廊妹、小太妹，我甚至听说过一个打工妹和六个帮员‘开房’的事，但那个女孩好像并不以此为耻，而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在这些少年的概念中，发生争吵砍人很正常，谁报警谁就是“破坏江湖规矩”，只要不把人杀死，赔点医药费就可解决。 “在这个团伙中，你可以看到人世间的诸多恶。在这个团伙里，没有法律，没有道德，连所谓的江湖道义也未必有。看了他们的事情，不是感到愤怒，而是感觉恶心。”温州一位知悉内情的同行如是评价。 千万富翁千金劫匪 2005年8月，浙江某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新闻：温州苍南警方破获了一起抢劫案件，虽然数额不大，但作案的人却令办案民警吃惊不已：两名犯罪嫌疑人竟然都是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其中一名外号叫“小飞鸽”的少女仅仅16岁，他的父亲居然是当地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资产上千万元。 据报道，“小飞鸽”曾经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后来父亲在苍南龙港买了房子，“小飞鸽”就转学到龙港某中学读书。在那里，“小飞鸽”认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新朋友，学身边的“小姐妹”不停地交“男朋友”，同时还迷上了网络、蹦迪。 为“拯救”女儿，父亲花钱将“小飞鸽”送到江苏无锡读书，可她只熬了半个学期就跑了回来。不甘放弃的父亲再次将女儿送到上海念书，这次更是不到一个月就跑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混社会”。 2005年2月，长时间没有回家的“小飞鸽”和比自己大一岁的小林产生了抢劫初中女生的念头。二月中旬，她们在龙港镇疯狂作案。在每次抢劫时，她都会报上自己的外号“小飞鸽”。7月26日上午，苍南警方根据线索，在龙港镇金钗街抓获了“小飞鸽”和小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少男少女成为“问题学生”，乃至成为犯罪团伙的一员，而他们的家庭条件可能很好。一些过于溺爱孩子的富家子女，同样会成为犯罪团伙成员。 11月初，年仅17岁的少女柳芬，被父母从浙北一家首饰店带走，她在盗窃价值上百元的首饰时被当场抓获。店老板看她和同伙只是带着稚气的孩子，没有报警，只是叫他们的父母12小时内赶到店里领人。而这位少女盗窃绝非因家庭穷困，相反，他们父母是温州乐清柳市的商人，拥有至少近千万元的资产。 在同行的引见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温州见到了她，这位面容相当清秀，但眼神相当镇静的中学生，竟称自己“已看开一切”。13岁那年她就被送到杭州一所全封闭私立学校读书。一开始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但在15岁那年，学会上网的柳芬认识了一个比她大17岁的男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柳芬就坠入爱河，和这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但三个月后，柳芬发现自己怀孕时，那个男人消失了。在同学陪同堕胎之后，柳芬对性已经无所谓，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柳芬先后和六个男人发生过关系，两次堕胎。后来认识了远在嘉兴的同龄网友许杰等人，几个小姐妹抽烟、喝酒、吃摇头丸，因为没有理由向家里要钱，小姐妹投靠了一位大姐，没想到，在一个县城第一次盗窃，就被当场抓获。 柳芬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11个姐妹当中，有七个家境不错，有一个小姐妹上学时都是宝马车接送，她跟我们一起玩，纯粹是觉得有趣。她父母也拿她没办法。” 可怕的高辍学率 普通少年成为“问题少年”乃至走上犯罪道路，过早离开学校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根据2002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研究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群体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4.6%，而初中没毕业的占到了47.3%。另外一点是身份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等群体。一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调查中的数据显示，闲散未成年犯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61.2%。 毫无疑问，如果把更多的学生留在课堂里，而不是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走上犯罪乃至被恶势力渗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等各种原因造成的未成年人辍学现象，在部分农村相当普遍。 民进中央关于农村初中辍学状况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平均辍学率接近40%；辍学学生的男女比例为11:19。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要求，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保持在一万多人，在初三中考时，参加考试的只剩下4000人，三年里流失6000多名学生。更令人担心的是，威县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典型。 该报道还称，该县近几年初中入学的新生每年保持在一万人左右，但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以前，每届学生辍学达7000人，据记者了解，今年该县参加中考的学生人数只有4100名。 在不少农村地区，这样的逻辑被一些家长所奉行，那就是：读完初中了，中考不一定考得好，以后高考不一定顺利，考上了好大学，工作就未必好，既然风险这么大，学费这么高，所以就干脆不读了。 辍学少年中的一部分，如果教育引导不当，很可能成为未成年罪犯的最重要“后备军”之一。 重新找回道德底线 更值得警惕的是，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团伙作案特征，而且有向“专业化”、“集约化” 团伙方向发展的趋势。根据权威资料，当前团伙犯罪占到未成年犯罪的60%—70%。正是因为少年犯罪多数具有团伙化的特点，恶势力渗入甚至少年犯罪组织本身演化为恶势力的可能性大增。 尽管导致少年犯罪率攀升的原因有许多，但所有这些，其实都与外部条件的改变有关联，那么，社会需要检讨什么呢？ 曾主编反映青少年问题的《有多少生命可以重来》一书的皮艺军教授，将矛头直指价值观。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些地方，道德处于一种在社会学里被称为“失范”的状态中，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迷失。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处在比较功利、浮躁的状态下，道德的基础没有摆正。中国人因为没有经过商品经济，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生成一种商品社会、法制社会的道德，这是一种契约的、权衡利弊的思维方式。 “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道德和价值迷失，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行为准则，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因为需要成年人作出表率，我们的社会要对青少年的成长真正负起责任。” 皮艺军还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对生命价值、死亡意识的教育和认识严重缺失。我们应该更多地对生命价值进行反思，应该对成长中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生命和人文关怀。另外，在我们的教育中，应当进行价值底线的教育。理想主义是需要的，英雄主义也是需要的，但我们应该把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搞清楚。什么叫底线？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不要侵犯别人。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的底线应该从小就溶解在血液里，他才可能会去遵守社会规则，遵守法律，不会侵犯别人。” 瞭望东方周刊 青少年走向犯罪的规律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周长康曾总结出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从不良行为、恶作剧发展到违法犯罪；由单差生发展到道德、功课都差的双差生，进而结帮成伙或逃学，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从冒险、游乐到离家出走、侵犯他人权益而违法犯罪；从娇生惯养到称王称霸到行凶打人；从被歧视、虐待而行凶报复，或被遗弃而流落街头，被坏人教唆而犯罪；从小偷小摸发展到盗窃抢劫；模仿影视里的暴力和色情镜头，从好奇到偷尝禁果而违法犯罪，等等。 周长康总结的规律中，“问题少年”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往上走一步，就是普通少年，重新回到家里做乖孩子；但往下一步，则踏入了犯罪深渊，被恶势力团伙俘获，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中国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2005年上半年破获的案件呈现两个显著特点：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的新形式犯罪数量增加。 他说，在2005年上半年抓获的作案人员中44.7%是10-25岁青少年。这个现象在抢劫、抢夺等暴力案件中更加突出。2005年上半年，75.8%的抢劫案件和73.1%的抢夺案件是10-25岁的青少年所为。 他说，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抢夺和伤害这四类犯罪。在16-17岁青少年罪犯中，85.1%涉嫌上述四种犯罪；在14-15岁青少年罪犯中，92%涉嫌这四类犯罪。 武和平指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不仅需要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配合。 “问题家庭”是少年犯罪的温床 国家有关部门人士指出，家庭不良环境往往是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初原因。家庭是青少年活动时间最长、受思想影响最深、联系最紧密的地方。近年来，失和、失教、失德、失才等“四失”家庭逐渐增多。据统计，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不良的家庭教育环境是形成青少年高犯罪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问题家庭之外，空壳家庭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常年将孩子放在老家，而父母在外地打工的民工数量，就数以千万计，这部分独自生活或寄养在祖父母或亲戚家中的少年少女，因为长期不能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更不用说父母的管教。除了民工子弟之外，在浙江等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外出经商的父母把孩子留在老家，或在老家经商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外地读私立学校，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吴芳兰、朱国栋/温州、上海报道 防范青少年犯罪之盾 中国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中国政府历来重视青少年工作，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就青少年问题发出文件。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青少年犯罪问题作为世界“三大社会公害”之一，在全世界都十分严重。一些对比研究成果认为，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国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中国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开始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而相关的科研成果也是层出不穷。 世界三大社会公害之一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学者们把它与吸毒贩毒、环境污染并称为“三大社会公害”。 世界反“童子军”联盟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武力冲突中，大约有30万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作为政府或者某些派别组织的士兵参与其中。 而在巴西，少年死于街头枪杀，在贫民区是司空见惯的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调查结果，在1979年到2003年的24年时间里，巴西有20.57万青少年死于枪杀，占青少年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英国BBC2005年的一个报道，英国人类学家卢克·道得尼和巴西非政府组织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14年里，仅在里约热内卢地区，就有将近4000名少年被枪杀。据估计，里约有五六千名携带枪支的少年，大多数枪杀是因为毒品大王们争夺地盘而引起的。 除了巴西之外，日本中学生卖春问题、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少年雇佣军问题等等，都是世界上较为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青少年犯罪呈波浪式起伏、相对平稳、稳中有升的态势，其中转型国家青少年犯罪增长较快。” 肖建国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和巴西、卢旺达等非洲、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的青少年犯罪还是‘小儿科’，但这种增长趋势一定要警惕。”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教育问题、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沈翠华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毋庸置疑的是，在防治青少年犯罪的司法体系上，世界上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供借鉴。肖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早在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少年法庭法》。” 全社会预防 预防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体系，已在我国城镇和部分乡镇建立。 “学校在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当中起着主导作用。只要有一个孩子不接受教育，社会将来就会多一个祸根。”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杨雄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预防体系，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并不是一关了之。”杨雄还认为，“除了学校，家庭的教育深刻影响着子女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德国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环境和谐、家长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得当的家庭，子女犯罪率只有0.1%。并且要在社会建立综合预防体系。据悉，目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80%以上的地市及相当一部分县区、街道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除了家庭、社区和学校之外，少管所常常被看成是防止少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在少管所的孩子而言，要避免他们脱离社会，预防‘交叉感染’和回归社会的再次犯罪。”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所长洪勇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表示，“如果不做好预防，犯罪少年回到社会，因为家庭、社会安置、歧视，以及本人能力等原因，曾经犯罪的青少年再犯罪的可以达到20%，甚至更高。” 洪勇强还认为，“对少年犯要多从心理上进行矫正。要让他们在回归社会时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使得他们对自身和社会有正确的理解。还要教会他们掌握一到两门技能，经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允许，组织他们学习烹饪、计算机操作、面点、服装、插花、调酒等社会有很大需求的技能，并取得劳动部门颁发的等级证书，回到社会后可以去应聘，他们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犯罪的几率就小了很多。” 另外，社区矫正也被认为是减少少年犯罪的良方之一。 在1990年《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即《利雅得准则》)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并提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政策的重点，应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同龄人、职业培训、工作环境以及各种自愿组织起来的个人和组织，帮助所有青少年成功地走向社会。 健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自1979年党中央转发中宣部等八部门《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时起，就确立了用综合治理的手段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基本方针。 1982年、1985年直至90年代以来，决策层先后就青少年教育和预防违法犯罪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2005年9月，在北京一次少年司法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建议，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尚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主观原因外，往往是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与成年罪犯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武断地比照成人的量刑标准减刑或免刑，可能影响青少年未来的身心健康，同时会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憎恨，也不能完全杜绝其成年以后的继续犯罪。因此要尽快建立独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肖建国对少年司法体系有深入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可进行建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在中级法院要加强少年法庭建设；在基层法院要巩固少年审判合议庭或少年法庭。同时要以少年审判机构的建设和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带动少年犯罪的侦查、检察、辩护、法律援助、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上海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模式 上海通过认真摸底调查，分类建档立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教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一重点群体的违法犯罪。2002年，上海市对社区青少年状况进行了全面普查，建立了社区闲散青少年管理系统，重点在社区层面对全市63000名闲散青少年实行“一人一卡”管理，以制度的形式规范特殊群体的信息采集和数据维护。 在此基础上，依托社区青年中心等阵地，建立社区青少年管理责任制，通过结对帮教、心理咨询、法律服务、技能培训、就业扶持和经济援助等形式，实现了社区、家庭和学校之间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有效对接，使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问题在社区层面逐步得到消减。以杨浦区的统计为例，2002年该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15.4%。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免费教育资源网(http://ttshopping.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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