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为《东方早报》写过一篇《上大学报什么专业好》的文章，在网上贴出后引起一阵小热闹，但仍觉得言犹未尽。如今考生报完了志愿，吃后悔药已经来不及。不过，专业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仍然值得反省，更何况明年还会有大量考生选专业。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根据自己的计划来经历人生的。十七八岁时的计划就更靠不住。我们这茬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进大学的人知道，现在要是同学聚会，点点人头，怕是还干自己专业的没有几个。可看下一代的孩子报大学，还是盯着专业不放，乃至为了挤进热门专业不惜降低报考大学的档次。

　　我们那个年月分专业还有几分道理，因为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

　　你学机床的，出来就干机床，十几年不变。所以，社会结构凝固，人生道路确定，是大家的理想。如今早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新产业几乎每年都会冒出来。那些在大学里把划版学得很精的学生，出来后赶上了计算机、互联网。学的东西没有用，有用的东西没有学。专业的价值在哪里？

　　早在我上大学时，敏感的人就看到了这样的苗头，于是提出了通才教育，要求学生知识面广些，分析力强些，可塑性大一些。可惜，二十多年下来，社会上专业的变化越来越大，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宽，我们的专业却越分越细：经济太抽象，一定要落实到管理；管理不具体，一定要细分为旅游管理，甚至什么特许项目管理。

　　现在许多大学生抱怨上了四年“学不到东西”，这和他们选专业时挑的“东西”不对多少有些关系。受大学教育不是学开车，关键不是掌握一门手艺。你去学什么特许项目管理，毕业后怕是根本拿不到任何特许项目，所学的东西也都用处不大了，而通才教育则培养的是素质。手艺学了不用就浪费。素质培养了，无论你走到哪里，干什么行当，都对你的成功有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大学，学生也不可能等到大学都改造好了再去读书。

　　在现有体制下读大学，学生并非没有提高自己素质的主动性。比如在选专业上，以下几点建议值得考虑。

　　宜虚不宜实。我们没有通才教育的大学。但是作为学生，可以选择最接近通才教育的专业。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等“没用的专业”，常常会提供最好的大学教育。大学生没有社会经验，前途也不好预测，他们不需要学得太具体，而要学会在抽象的层面思考社会和人类事物，具体技能要到工作后有了具体需要时现学。抽象地把握人类事物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则是学习任何具体技能的基础。在美国，大学质量越好，这些没有用的专业的分量和比例就越大。

　　宜冷不宜热。高度专业化的大学教育是垃圾，热门专业也就是酷暑中的速朽垃圾。如今有许多热门专业，如财经类、管理类、法律类、传播类等，招生人数多，师生比例太低，常常一个老师对付几十甚至上百的学生。冷门专业学生少，和老师一对一交流的机会多。另外，热门专业多是新学科，老师常常半路出家，甚至滥竽充数。

　　而一些冷门的传统学科，积累很厚，碰到有真才实学的老师的机会也大。

　　即使进了接近通才教育的科目，也不要做专业的奴隶。

　　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大一时就有个极端的哲学：专业训练就是奴役。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追寻自己人生和社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绝不可能被人为的专业划分限制。所以，我常常逃课。比如跳过本系的文学理论，去听张广达教授的中国通史。

　　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学文史不听张先生的课就算白来了。当时追寻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长期贫穷落后。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十八世纪以前不能说是贫穷落后。但是，这是那个时代我内心的声音。现在我阴差阳错终于以历史为专业，也多亏那时对专业的反叛。

　　最后，需要提醒在大学读书或将要进大学的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在大学所学的未必是将来所用的，为什么还要全力以赴地去学？我以为，大学和退休后这两段时间，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非功利时期。退休后的非功利常常是无奈，大学的非功利则是一生成功的基础。读大学就是要有“过把瘾就死”的精神。

　　大学，就是试一试你在你所爱的事情上能走多远，干得多出色的场所。你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的一系列素质，如献身精神、想象力、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责任心和使命感，都将是你日后在实际生活中成功的基础。

　　(作者系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